神農架削山峰建機場須過生態關 神農架建機場，前年動工的事，接近尾聲卻引來輿論爭議。盡管這樣的爭議來得有點遲，但終究還是有益的。消息稱，60多米高的山頭被挖平，山峰間的洼地被填平，削平5座山峰這樣的“大手筆”，當然會讓人擔憂生態環境。

其實，類似“大手筆”并不少。蘭州造新城，據稱要削平的山峰有幾百個，延安同樣在做削山辟谷的事。至于一些地方填海造城之類，亦非新聞。它們究竟是做對了，還是做錯了？

有人說，這必定是拍腦袋的決策。問題恐怕沒這么簡單。去過蘭州、延安這些地方，方知空間可能意味著城市發展。神農架建機場，也是要拉近這個“原始森林”與外界的距離。從武漢到神農架只需“飛”50分鐘，這樣的效益無疑是誘人的。當發展與環境尖銳地擺在主政者面前，如何選擇可能并不容易。

其實，公眾也并不是對一切改變生態的項目說不。公眾反感的是那種“人定勝天”的理念、那種發展當先環境讓道的做法。一意孤行地蠻干，往往只會干出蠢事，最終讓環境報復眾生，讓誰吃不了都得兜著走。

人與自然是能夠和諧相處、相得益彰的，發展與環境的矛盾也并非不可調和，在實踐中總會有解的。這里的關鍵是，地方主政者首先要尊重自然、敬畏自然，按照自然的規律行事，懂得越是要發展越是要保護自然。發展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這是多少血的教訓印證的道理，不能輕易放在一邊。而且，越是加強保護，人類才越能從自然中獲益。有了這樣的認知，在實踐中就必以保護環境生態為上。否則，環境的報復很容易吞噬掉發展的成果。

現代的環境科學，已經大多能回答那些人工項目對環境的影響到底有多大。前提是我們得尊重科學，把這個影響納入決策的關鍵考量，當公眾希望獲知時周知公眾。神農架機場讓人遺憾之處在于，人們尚不知該項目會對神農架造成什么樣的具體影響，后續有何生態保護措施。目前所獲知的，只是神農架官方寥寥數語的“建機場不會嚴重破壞環境”，這很容易讓人對該項目的環境保護產生猜測和擔憂。

各地在推進發展的實踐中，如果能詳細告訴人們某個項目對環境的具體影響，以及所采取的環境保護措施，那么，地方政府部門不僅會少干些蠢事，也會贏得公眾的理解，而不是總在被質疑中流失公信。

執法挺起腰桿，安全才有保障

進入6月這個“安全生產月”以來，連續發生的數起重大安全事故，引起全社會的震驚和關注。近日，國家安監總局發言人黃毅在接受央視專訪時，談到安全執法的困境，稱事故背后多有腐敗，并透露國務院近期部署的安全生產大檢查，將力行全覆蓋、零容忍、嚴執法、重實效，確保不走形式，不走過場。

每起安全事故都是一出悲劇，但更大的社會悲劇莫過于同類事故反復發生。任何悲劇個案，如果藏納背后的普遍性病灶沒有被發掘出來，其教訓就不可能被后人真正吸取。例如大連石化，在2010年7月16日發生爆炸事故之后，為何還一而再、再而三發生？每一次事故過后的責任判定與追究是否到位？

徹查，零容忍，指向的都是安全執法的監管力度。在確保生產安全的環環相扣的鏈條里，任何一個細小的環節都必須建立在嚴格的執法監管之上，執法者稍有懈怠便可能造成“有空子可鉆”的錯誤認識，最終埋下極大的安全隱患。這決定了安全執法的艱巨性，說明執法的嚴格與否關系到企業對安全生產的心理預期：一次追責不嚴的執法，往往會產生“污染水源”一樣的不良示范效果。

遺憾的是，我們常見的安全事故多屬責任事故，這意味著安全生產立法所確立的種種責任機制，并未扎根于生產全過程，其原因很大程度上與執法不嚴有關。如果不能在執法中將立法設定的責任嚴格落實到位，甚至容忍人情腐敗因素滲入執法過程，使得責任追究只是一種“選擇性執法”，那么在安全治理中突出的便是“權力主治”而非“規則至上”，造就的也必然是“守法機會主義”而非“法律得到普遍的遵守”。即便輔助以暗查暗訪，也很難從普遍意義上堅守住公共安全的堤壩。

樹立執法威信，重點就是要破除責任追究不到位的障礙。安監部門暗查中發現的一起已被查處的事故中，28位被移送司法機關的責任人只有一人入監執行，足以引起警戒。如果不能有效排除執法中地方保護主義和腐敗的干擾，每一次徹查的結果隨著輿論關注力的減弱，勢必變得捉摸不定。責任追究下的“網開一面”，最終將削弱安全法規的嚴肅性和權威性，生產安全的保障便形同緣木求魚。

堵住責任追究的漏洞，關鍵在于對執法監管主體實施責任捆綁。在中儲糧大火事故中，整個國家級儲備糧庫只有一個消防水池和一處給消防車加水的設備，火勢最大的糧囤群周圍竟然連一處有效的消防設施都沒有。這樣的設施標準是否合法？執法監管部門為何沒有查處糾治？背后有沒有執法監察失職的地方？仔細分析每一起安全事故原因，都不難找到執法失瀆職的蹤跡。但是在責任追究上，對這部分主體的問責要么立法上原本就“輕輕舉起”，要么在執行中再度“輕輕落下”，對失職者的懲治多因缺乏跟蹤監督而無果而終。

因此，法治社會還需依靠法治的手段保障公共安全。只有從頻發的各種安全事故中發掘出執法失守的普遍性規律，切斷暗藏在安全執法中的種種羈絆，以環環相扣的責任制實現執法“有責必究”的常態化，才能在追問悲劇中避免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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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治平衡環保“兩難博弈” 環境問題是追求利益與保護環境的博弈，法治正是這一“兩難博弈”的平衡點

在居民區違規排污“從重處罰”，只要有相應行為就可以定罪……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6月18日公布的司法解釋，降低了環境污染犯罪入罪標準；同時公布的4起典型案例，也有重判之勢。（相關報道見本報第十一版）這無疑是向社會鄭重宣示：治理環境污染，法律在“給力”。

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給生產生活行為劃出一條明確的邊界，防止選擇對個人有益而對公共利益有損者，是法律在環境保護上的重要功能。從此次公布的司法解釋看，無論是對“嚴重污染環境”的認定，還是明確有毒物質范圍和標準，都是以規范化、制度化的方式，防止不當行為帶來的環境損害。

在某種程度上，環境問題是追求利益與保護環境二者的博弈。在強烈的經濟發展沖動之下，一些地方拱手讓出綠水青山，為追求財政收入、追求經濟效益而犧牲了環境。與此同時，公眾的需求從“要生活”提高到“要生態”，植根于權利敏感的環境焦慮，也放大了環境問題。這是典型的“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也是典型的發展路徑選擇問題。

既然是博弈，就難免有兩難。比如，對于中西部后發地區，是在承接產業轉移的同時承接污染，還是與發達地區比拼“低污染產業”？內蒙古某縣新建企業違法排污形成“污水湖”，沿海化工企業在安徽“轉移”排放廢料污染土壤……現實中很多地方顯然更愿意選擇前者。顯然，我們既不能“守著金飯碗討飯吃”，也不能“吃子孫飯、斷子孫路”。這樣的“既不……也不……”，提出了發展中的深刻考題，必須找到利益與環境“兩難博弈”中的平衡點，妥善處理經濟發展與環境容量之間的關系，既要青山綠水，又要殷實富足。

在尋求平衡之時，法治正是最重要的手段。地方發展經濟的訴求、企業追逐利益的沖動，都需要在法律的框架和范圍內實現。唯有對環保違法犯罪行為保持高壓態勢，才能形成有效震懾，在更大范圍、更高程度上防止污染環境違法犯罪的發生。從另一方面看，社會的“環境維權”、公眾的“環保表達”，同樣也需要謹守法律的底線，合理合法地爭取環境權益的實現。這是現實里的法制約束，更是觀念中的法治思維。

不可否認，目前我國環境法規體系還不健全，特別是罰則較輕，甚者更是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直接導致環境“違法成本較低、守法成本較高”的怪狀長期存在。這需要在不斷完善環保立法、加大環保普法的同時，著力解決環保責任不落實、公眾環境權益保護力度不夠、環境違法行為懲處不力等問題，用法律織就一張密不透風的環保“法網”。

習近平總書記曾語重心長地告誡，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實際上，所謂的博弈，都是短期行為。從長期來看，“沒有環境保護的繁榮是推遲執行的災難”，保護環境是我們應有的唯一選擇，也是我們能有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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