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進入耄耋之年的章開沅依然難以擺脫各種“第一”的名頭。
幾年前，面對眾多報道中“辛亥革命研究第一人”的稱譽，他專門投書媒體，請求為自己摘帽，“深惡以大言欺世。但世風日趨浮躁，動輒以‘第一’相夸”。
這一次，他請辭“資深教授”獲得學校同意，又被戴上中國社科界辭去院士待遇第一人的“桂冠”。
3月27日，中國青年報記者在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專訪章開沅教授，追溯這位有著60余年高教生涯的老校長的大學之思。
改革再出發之年，章開沅主動提出“自我革命”，面對今天浮躁的學風，他直言，“沒有深刻的反思就不會有真正的改革”。
“我做不到一個正教授應該做到的工作量了”
2013年年末，一份特殊的退休報告擺在了華中師大黨委書記馬敏的案頭。
報告人是著名歷史學家章開沅。88歲的他是該校最受尊崇的兩位“資深教授”之一，作為社科界的“院士席”，這也是一個高校里永不退休的崗位。
在這份落款時間為11月25日的報告中，章開沅自稱“病情頻仍，早有退休之想”。
他同時申明觀點：“年邁退休，應屬當然，榮譽可能終生，工作自有了時。現今學校、學科形勢大好，后繼有人，英才輩出，實乃敝人急流勇退，圓滿謝幕之良機，庶免掛名裝點尸位素餐之過失。”
章開沅向中國青年報記者回憶，早在2011年前他就提出了退休想法。他說自己身體已大不如前，很多工作有些力不從心。“做不到一個正教授應該做到的工作量了，首先是不能講課了，不能也不想幾年出多少著作、發什么等級的論文了”。
他介紹，“資深教授”的待遇，是自己工資的兩倍還不止。事實上，他每個月的工資都花不完，還有編寫《大清史》等著作的稿費。享受這樣的待遇，讓他內心不安，“這不合理，壓力很大，拿得不好意思”。
當時，正趕上全國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作為國內辛亥革命研究的開拓者和學術權威，章開沅想退也退不了。
奔赴全國各地開會研討，章開沅病了兩場，他的太太也跟著累病了。
本以為這下可以退了，但沒想到華中師大又要舉行110周年校慶，如果這時退下來，怕引起各方不必要的猜測，章開沅只好暫時作罷。
去年10月，華中師大110周年校慶結束后，章開沅以書面形式正式向學校提出辭職。
當地媒體稱，收到章開沅報告的第二天，馬敏到辦公室看望他，有著師生之情的兩個人促膝長談，馬敏也真正了解了老師的良苦用心。
隨后，馬敏把章開沅的想法傳遞給了學校黨委會。經過校長辦公會認真討論，學校同意章開沅榮退。
今年全國兩會后，馬敏與校長楊宗凱等人一同來到章開沅辦公室，把學校的決定告訴他。聽到請辭的要求終獲同意，章開沅笑逐顏開，“又辦成了一件事，從心理上解除了我的壓力”。
打破學術頭銜終身制，“最簡單的就是從我自己做起”
為何請辭？
章開沅說，他曾多次呼吁打破學術頭銜終身制，但一直以來都是雷聲大，雨點小，“都在觀望，還沒有進入狀態”。
一個更大的背景則是，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問題，提出了改革院士遴選與管理體制，優化學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實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
“新一輪改革的呼聲，我怎么響應呢？最簡單的就是從我自己做起。”在章開沅看來，國家制訂學術頭銜終身制，本意是想讓學者無后顧之憂地進行科研，但現在卻本末倒置，追求學術地位的人比鉆研學術的人多得多，高校學術發展深受其害。學術頭銜終身制把高校變成了一座圍城，走進這座圍城，就等于擁有高待遇、高津貼。
2013年，原鐵道部副總工程師張曙光用巨額資金包裝自己參選院士一事被曝光，引發了全社會對“至高榮譽”背后附加巨大利益的追問。
章開沅有兩位外國朋友都是院士，一位是法國人文科學院院士、巴黎高等師范學院教授巴士蒂，另一位是日本學術院院士、京都大學教授島田虔次。
在評上院士之后，章開沅曾半開玩笑地問巴士蒂：“當上院士有什么好處？”巴士蒂一本正經地回答說：“當然有，有一套院士服。”
而島田虔次評上院士之后，他的收入沒有增加，房子也還是以前的房子。
章開沅在臺灣講學時，結識了著名華人科學家李遠哲。李遠哲是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曾獲得諾貝爾化學獎，他獲得的特殊待遇就是校方在停車場里劃出一個車位，標注“李遠哲先生的優先車位”。
章開沅呼喚院士、資深教授們形成一種共識：到了年齡干不動了，就主動退位讓賢，把更多的機會讓給年輕人，讓院士退休制度化、常態化。
章開沅說，現今的大學，各種資源都向有官位、有地位者集中，造成諸多學術上的不公平，“不當這個資深教授，更多的是希望對打破學術頭銜終身制有點推動作用，否則大學沒有希望”。
“行政化背后是官僚化”
“為什么我這個小小的事情，一個老人的正常退休，會引起這么多漣漪？”章開沅的自我剖析一針見血，“跟目前高校改革步履維艱、阻力很大是有關系的”。
在歷史學家章開沅的眼中，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高等教育經歷了幾次大折騰。
一是上世紀50年代的院系調整，“現在有幾所老校都很難說，一所老校的損失成了一所新校的收獲”。
另一個是肇始于上世紀90年代末，以拉動GDP為目的倉促上馬的高校大擴招。
還有一個就是發生在世紀之交在全國范圍內由行政主導的大規模高校合并運動。
“教育是有自身發展規律的，這些做法顯然對教育有傷害，有破壞。”章開沅認為，這些問題都是不斷累積的結果。
在談中國教育成就的時候，有關部門會習慣性使用“實現了跨越性發展”這一說法。但在章開沅看來，這種提法值得商榷。“所謂跨越，就是超常規，這就不可能做到科學發展。”
還有，當前高校以規模論英雄的評價機制，也是用GDP思維代替教育規律。“從量上考慮多一些，從數字考慮多一些，教育變成了一個產業，像搞勞動競賽”。弊端是，忽視了數字背后的內涵；同時，數字本身還可能作假。
教育部一位老部長的理念讓章開沅印象深刻：從來不提跨越式發展，讓各個學校在自己的層次上，根據自己學校的特色，發揮最大的優勢。
“講得太好了”。章開沅認為，首先要觀其位，“一下就躁動起來，都想當暴發戶，哪有那么多跨越?”
60余年治史生涯，這位總是著眼一個時期風云變幻做學問的老人更想說，“先慢走，再跑步，然后才有可能是跨越”。
他一一歷數近年來目睹的怪現狀：有的地方院校一步登天變成一類學校，一個系變成一個學院，一個學院變成一所大學，一所大學大到下面要再設學部。
同樣讓他費解的，作為院士評選的標準，數論文篇目成了一個標桿，在高校一度出現用300篇論文、500篇論文成就一個院士制造工廠，“一個人真有那么多重要的成果嗎？”
對于備受社會關注的高校去行政化，章開沅認為，“問題的核心不是行政體制本身，是背后的官僚化、官本位”。
在章開沅看來，行政是一種科學的管理，行政是為教學、科研服務的，現在變成行政就是管理學校一切了，“有的人本事不大，權力不小，一切異化了”。
一位教授就曾在章開沅面前揶揄自己，“系主任變成一個科級干部了”。
這位教授是國家教育部一個直屬基地的首席專家、學術帶頭人，在海外也有著很高學術聲譽，但在學校里，甚至不能參加中層干部會。
這種官本位的浸透貽害深遠。
章開沅曾經親歷過一個課題項目的變形，“越申報越大，意義也越來越宏大”。
當時章先生建議，能否部分分解一下，有些內容三五年做不出來，能不能十年做好？
“章老，如果這樣，還怎么管理呢？”對方的回應讓章開沅驚愕，但后來一想似乎也對，“畢竟一個領導在這個位子上也就三五年，到時成績從哪里出來”。
“沒有深刻的反思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改革！”章開沅為高校改革開出自己的藥方：回歸常識，回歸大學本位、教育本位，少一點各種各樣的評比檢查指標體系，少一些用辦工廠的辦法辦大學。
“我懂得世故，但我們總該增加一點內省精神”
量化評審是學風不正的根源之一，我們的教育已經生病了，誰在“折騰”中國的大學……翻檢章開沅多年來演講篇什，諍言不斷。
而在更多人的記憶深處，他也曾以學者的姿態掌校為人稱道一時。
在接受華中師范大學校長一職時，他甚至討價還價，每周要有兩天獨立做學術的時間，“雖然最終也無法兌現”。
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是，一次有眾多領導參與的會議，某書記未能按時到會，他大為生氣，站起來說，“如果再過幾分鐘不能到會，我就要回學校去工作了”。
年近九旬的老先生如今每天還在手機上獲取信息，請辭“資深教授”的消息傳出，有人質疑章開沅炒作，但讓他高興的是，“響應和鼓勵多一些”。
也有網友評價他，“很可愛的老頭兒，但是有點天真”。
章開沅笑言：“我是學歷史的，我經過了那么多的事，我懂得世故，懂得理解各方，但我們總該增加一點內省精神，有一點自我批評。”
隨著年齡漸老，醫生建議他臥床靜養，“原來叫高危人群，現在的診斷書又加了兩個字，叫‘特別高危人群’。”“我還是過得有滋有味，精神抖擻，現在，我把做點工作、做點學問當成是養生之道。”章開沅說。
這位生性淡泊的老先生至今長期自己去菜市場買菜，一次買上一大包饅頭回家吃幾天；每天中午，在學生食堂也常常能看到這位老校長的身影。
面對今天學者的經濟待遇越來越高，但是社會聲譽似乎不斷下降的現象，章開沅痛心不已。
在他看來，一大原因就是很多學者自身的道德感在下滑，把對自己的要求降得太低，而金錢的魔力也在作怪。
章開沅說，現在的大學教師不再重視教書育人了，心思都放在了科研項目、專著論文上。但教師沒有辦法，不這樣做職稱就上不去，就不能當教授、當博導，“利益化早就讓人心理失衡了”。
真正的學者應是怎樣的一類人？
在接受一家媒體采訪時，章開沅曾經這樣回答：真正的學者要具有超越世俗的純真與虔誠，奉獻更重于謀生，其終極目的則在于追求更高層次的真善美，“唯有如此真誠，才能不趨附、不媚俗、不出違心之言”。（本報武漢3月30日電記者 雷宇 謝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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