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埃塞俄比亞聯邦民主共和國聯邦議會宣布，由執政黨提名的穆拉圖·特肖梅當選為埃塞俄比亞新一屆總統，接替已擔任這一職位12年之久的吉爾馬·沃爾德·喬治斯。

遠在非洲東北部的國家的一次領導人更換，卻在中國引發了一場“歡騰”。原因是，這位新當選的總統曾是北京大學的留學生。

穆拉圖與北大

58歲的穆拉圖·特肖梅，能說一口流利漢語，談起中國的歷史文化也頭頭是道。這一切都結緣于37年前。

據穆拉圖介紹，小時候，他的理想是當一名空軍飛行員，因為在他眼里，空軍的服裝十分帥氣。可上中學后，他的想法漸漸改變了。那時，埃塞俄比亞政局不穩，一些思想進步的大學生常常到中學宣傳革命思想，穆拉圖和其他很多中學生一樣深受感染。

讀高中時，他所在學校獲得了保送學生到中國留學的名額，品學兼優的他成了被選送的對象。

1976年，穆拉圖第一次踏上了中國的大地，當時他是以公派生的身份來到中國北京，最先在北京語言大學學習漢語。

北京語言大學副教授趙玉品當年曾為穆拉圖教授“基礎漢語”課程，回憶起這個學生，她印象深刻。她說，穆拉圖所在班都是公派生，大多數來自非洲，“與同時期進入北語學習的其他國家的留學生相比，他顯得十分成熟，學習勤奮刻苦、尊敬師長”。

當時留學生每周有24節與漢語相關的課程，其中12節基礎漢語課是趙玉品授課。在課堂上，穆拉圖與她積極互動，敢于表達。隨著語言學習的進步，穆拉圖漸漸熟悉了周圍的環境，還與很多中國人交上了朋友，有空的時候常和中國同學一塊逛街、喝啤酒、聊天，甚至對北京的大小胡同都十分熟悉。

一年的語言學習，穆拉圖順利拿到了北京語言大學的畢業證書，隨后他又邁進北京大學，學習哲學，1982年獲得北大學士學位。

當時在哲學系任講師的樓宇烈現已年近八旬，他曾是穆拉圖所在班的中國哲學史老師。自己的學生成為了總統，這讓樓宇烈有些意外但也頗感驕傲，“當時哪兒能意料到啊”。

時任北大外國學者留學處（現已改為國際合作部）副處長的黃道林與穆拉圖算是老相識，因分管留學生工作，所以黃道林一直與其保持著緊密的聯系。

據黃道林介紹，在1982年拿到學士學位后，穆拉圖又在本校進修一年考上哲學系碩士研究生，之后他提出想要轉入國際關系學院，“他覺得學習國際政治對他以后的發展更有幫助”。黃道林便助其轉系后繼續攻讀國際政治并拿下碩士研究生學歷。黃道林說，穆拉圖的成績一直不錯，人緣也很棒。

在中國的學習，為穆拉圖日后的政治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91年，年僅34歲的穆拉圖以參贊頭銜進入埃塞俄比亞外交部，很快就晉升為政策制定及培訓司司長。此后，穆拉圖先后擔任駐日本、澳大利亞、中國等國家的大使；擔任埃塞俄比亞聯邦政府經濟發展及合作部副部長、農業部部長；2002年10月起任議會聯邦院議長。

2003年4月，在擔任埃塞俄比亞議會聯邦院議長期間他偕夫人、兒子訪華，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記者夸他漢語說得好，他幽默地回應說：“我很久沒說漢語了，水平退步了很多。要是10年前，我一口‘京腔’，人家會以為我是北京人。”

那次“中國行”令穆拉圖感慨良多，因為他所到之處都發生了令人驚嘆的變化，面對這些變化，穆拉圖說：“在北京，若不是看到路名，我簡直不敢相信那就是我從前熟悉的地方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很快，值得世界各國學習。”

2012年，北京語言大學成立50周年慶典之時，穆拉圖專門發來賀信。在賀信中，穆拉圖表示，他對中國很有情緣，中國是他的第二故鄉，以后他要常常回中國看看，更多地為埃中友誼作貢獻。“我還有一個愿望，在不遠的將來送我的兒子到母校北京語言大學學習，進一步鞏固和加強友誼之橋。”

果不其然，穆拉圖的兒子也如父親一樣非常喜歡中國，他曾鄭重其事地向爸爸宣布：“我長大后也要到中國留學，和您一樣攻讀北京大學的博士學位！”

卡比拉與國防大學

北大并非第一個培養出外國政要的中國學府。

1998年農歷春節過后，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高級指揮員班恢復了非洲法語班的招生。當時的剛果（金）民主共和國總統之子約瑟夫-卡比拉，以剛果（金）武裝力量副總參謀長的身份來到國防大學參加為期半年的高級指揮員班培訓。

陪同卡比拉到中國來受訓的還有時任剛果（金）總統衛隊司令的卡比拉表哥。由于兩人身份特殊，當時國防大學留學生系主任還曾專程去接他們，而學校方面更是特殊照顧，給卡比拉安排了一間朝陽的大房間。卡比拉的表哥與其說是來華深造，倒不如說是擔任卡比拉的貼身保鏢。

據《青年參考》報道，當時高級指揮員班上的學員大都是受過戰爭洗禮的各國高級軍官，不僅年齡比卡比拉大得多，資歷更是勝出一籌。因而在他們眼中，未滿27歲的卡比拉不過是一個依靠父親權勢出頭的高干子弟、一個毫無經驗的毛頭小子。因此入學初期，不少同學并不把他放在眼里。但卡比拉后來的表現很快就讓同學們大吃了一驚：他為人低調，一般情況下很少說話；他并不是招搖過市的花花公子，也從不炫耀自己的家庭背景。

在國防大學有時會有首長來訪，學校通常安排軍銜較高的學生坐在前面發言。卡比拉雖然年紀小，但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副總參謀長，因此學校常常安排他坐在前面，并希望他能發言。可卡比拉卻非常謙虛，主動要求坐在后面，將這個機會讓給其他資深的學員。時間一長，老師和同學們也就對他另眼相看了。

事有不巧，卡比拉到中國幾個月后，就因剛果（金）發生叛亂而不得不提前回國。據國防大學的老師回憶，當時國防大學正安排學員在山東考察，由于卡比拉及其表哥身份特殊，他們各自隨身攜帶一部衛星電話，與國內隨時保持聯系。

一天晚上，卡比拉急忙地找到教員說國內發生叛亂了，他必須立刻回國。國防大學了解情況后，立即幫他買好第二天一早由濟南飛往北京的機票。學校原本打算安排卡比拉先回學校收拾東西再回國，但卡比拉一到首都機場就說他必須立刻回國。于是，國防大學教員立即又幫他購買了前往剛果（金）首都金沙薩的機票。就這樣卡比拉踏上了回國的路途。

回國后，他很快就幫助父親鎮壓了反叛武裝。父親遇刺身亡后，卡比拉臨危受命接替父親掌管政府，控制了國內的局勢。整個過程中，他表現得非常沉穩、有魄力，而且眼光獨到、考慮周密。

在國防大學老師和同學的眼里，卡比拉非常重感情，雖然他在中國的時間并不長，但他就任總統后依然不忘母校的一點一滴。

2002年，卡比拉以剛果（金）總統的身份來華進行國事訪問期間，曾請求外交部幫助安排他回母校探望。當母校再次出現在眼前時，卡比拉顯得非常激動，他回到曾經住過的宿舍、曾經上過課的教室，并向陪同訪問的官員，講述了當年老師和同學們為他慶祝27歲生日的情景，場面非常感人。

為了彌補卡比拉當年被迫提前回國的遺憾，國防大學特意將他當年在學校的錄像和照片制作成光碟送給他作紀念，這讓卡比拉感動不已。

除國防大學外，南京陸軍指揮學院的外國學員中，已經出了5位總統、1位副總統、1位總理、8位國防部長。

作為我軍對外開放的窗口，南京陸軍指揮學院每年都承擔數十個國家百余名軍事留學生的培訓任務，先后為100多個國家培養3300多名軍事留學生，許多學員學成回國后在本國軍隊和國防建設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2008年8月，納米比亞前總統努喬馬利用觀看北京奧運會機會，專程到自己的母校---南京陸軍指揮學院訪問。

阮晉勇與廣西師大

在中國學習的外國政要中，還有越南總理阮晉勇，他所就讀的廣西師范大學，留下了許多越南政要學習成長的經歷。

《國際先驅導報》報道，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越南與中國合作，在廣西桂林專門開辦學校為越南培養人才。今天廣西師大的育才校區當時曾是越南育才學校和“九二”學校的辦學校址。

2005年10月，時任副總理的阮晉勇率越南政府代表團到廣西師范大學育才校區訪問。

當阮晉勇走過昔日生活過的育才學校校舍時，對仍在學的越南留學生說：“看見你們在這里學習，我感到非常高興，我們國家有很多領導人比如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中央組織部部長陳庭歡，越南政府辦公廳主任段孟蛟等都是在這里成長起來的，許許多多的育才老校友為抗美、抗法以及后來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了貢獻。我希望你們向前輩們學習，努力學習，為越中友誼貢獻自己的力量，你們做得到嗎？”學生們激動地回答：“做得到！”

利用優良的教學條件，廣西師范大學育才校區為越南培養了數千名各學科優秀人才，許多學生后來成了越南的黨政官員、知名學者和富有成就的企業家，其中，越南國家部級以上的官員就有20多名。

被授予“中國博士”的元首們

除了在中國進行深造，還有很多外國政要被授予中國博士學位。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就是其中之一。李光耀出生于新加坡一個說英語的客家人家庭，就讀于當地頂尖的英校萊佛士書院（新加坡大學前身），1941年從該院畢業。1946年，李光耀前往英國求學，先后在倫敦經濟學院、劍橋大學深造，獲法學兩項最優等成績，并獲得結業成績第一名。

2005年4月20日，上海復旦大學授予82歲的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名譽法學博士學位，在授證儀式上，李光耀作了題為《中國復興中上海的角色》的演講。

2001年10月，清華大學授予菲律賓總統阿羅約經濟學名譽博士學位；

2002年3月，中國人民大學授予厄瓜多爾總統古斯塔沃·諾沃亞·貝哈拉諾名譽法學博士學位；

2002年6月，北京大學授予吉爾吉斯斯坦共和國總統阿卡耶夫名譽博士學位；

2002年12月，北京大學授予哈薩克斯坦總統納扎爾巴耶夫名譽博士學位；

2004年3月，清華大學授予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名譽博士學位；

2004年6月，復旦大學授予阿根廷總統基什內爾名譽法學博士學位；

2005年4月，北京大學授予哥倫比亞總統烏里韋名譽博士學位；

2005年4月，北京大學授予尼日利亞總統奧巴桑喬名譽博士學位；

2005年5月，北京大學授予秘魯總統托萊多名譽博士學位。

在國外一些元首中，“中國博士”的頭銜頗受歡迎。國務院學位辦公室的相關負責人員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中國大學對國外政要授予名譽博士的學位對大學和政要雙方都是有益的，“對于大學來說，授予國外政要名譽博士學位，可以拓展學校對外交流的渠道，密切學校與外部世界的聯系；對于接受學歷的國外政要而言，中國名牌大學的學歷是值得尊重的，因此他們也樂于接受這樣的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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