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位內地“槍手”在香港獲刑，凸顯香港對“替考”行為的“零容忍”。“明知故犯”、“行為可恥”，可謂擲地有聲。為了區區2000元人民幣，3位“槍手”付出10個月自由的代價，實在得不償失。

在百度搜索中鍵入“替考網”，可以搜到18萬個網頁。覆巢之下，別說會計師、建造師、經濟師、職稱英語、英語四、六級、計算機等級、托福、研究生入學考試……這些考試“替考”頻發，就連堪稱“國字號”的高考、公務員考試也無“完卵”。如2007年，安徽省碭山“高考舞弊案”，查獲“槍手”41名；2008年甘肅省天水市的“高考替考案件”，涉案“槍手”23人……令人觸目驚心。

社會已進入激烈的競爭時代，“考試化生存”是公民謀求生存和發展的必然狀態，而考試舞弊，尤其是“替考”現象，成為社會不公又一罪惡淵藪。考試作弊習慣被視為一種違反道德的行為，主要依靠道德規范和為數不多、剛性不夠的行政規章進行規制，且多半針對考場內的考生，諸如“取消作弊者考試資格”、“取消各科考試成績”、“通報批評”等，卻往往對考場外“收人錢財，替人消災”的“槍手”以及“掮客”徒喚奈何。即使“槍手”現場被抓，也因找不到處罰依據，最終只能放人了事。低成本、高收益，于是乎，“槍手”走俏，“替考”管涌。

現代法治社會，考試是一項重要的社會活動，涉及大多數國民的切身利益，將其棄置于立法視野之外是不合適的。實際上，“槍手”現象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已經超出道德規制以及一般性行政規章涉及的范疇，法律規范“槍手”、打擊“替考”現象是一種法理訴求，而“槍手”、“替考”的泛濫也為“考試法”出臺、介入提供了現實基礎。

可以想象，如果效仿香港，將“槍手”訴之刑律，使作弊成本有了質的飛躍，對“槍手”來說無疑是一個極大的震懾。

其實，經驗不必遠求。中國古代對科舉舞弊的處罰也是非常嚴酷的，輕則驅出考場、永不錄用，重則充軍發配、殺頭滅族。重刑之下，雖然仍有不怕死的，但畢竟是個別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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