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全國大學生的社會責任感現狀調查(2014)顯示，超七成大學生得分80分以上
“90后”大學生社會責任感總體較高
◎我國大學生社會責任感總體較高，平均得分83.09分。
◎性別、年級、學校類型和學科類型對大學生社會責任感影響顯著。
◎大學生在生命責任感和學習責任感上“知行不一”，在學校責任感和政治責任感上“知行倒掛”。
◎用大學生的責任擔當展現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成果。
■中國教育報記者 周洪松 通訊員 于巍
近年來，黨和國家高度重視學生社會責任感的培養，全社會高度關注大學生社會責任感狀況。那么，當代大學生的社會責任感總體狀況怎么樣？受什么因素影響？呈現什么樣的特點？
日前，河北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魏進平研究員領銜完成的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階段成果——《全國大學生社會責任感現狀調查報告（2014）》（以下簡稱《調查報告》）公開發布，對上述問題進行了回答。
“90后”大學生網絡責任感得分最高
“在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和河北省社科基金資助下，今年1至5月，我們從全國東中西部54所高校隨機抽取‘90后’大學生，從大學生社會責任感形成的社會責任認知、認同和行動3個環節和政治責任感、生命責任感、學習責任感、學校責任感和網絡責任感5個維度進行了調查。在前人研究基礎上自編的《大學生社會責任感量表》總體信度系數為0.97，3個環節量表題項各自內部一致性系數均在0.92以上，5個維度量表題項各自內部一致性系數在0.81至0.91之間，問卷的總體以及3個環節、5個維度內部的信度處于較高的水平，達到了統計學的要求。數據統計結果顯示，我國大學生社會責任感總體處于較高水平，平均得分為83.09分（滿分為100分），60分以上占93.2%，80分以上占70.1%。”魏進平向中國教育報記者介紹。
據悉，此次調查以課題組自建的網絡調查平臺為主要載體，主要依托河北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牽頭成立的“全國大學生社會責任教育研究高校聯盟”成員單位，適當增加相關高校，覆蓋全國東中西部“985”院校、“211”院校、地方骨干院校、一般本科院校和高職院校等54所高校（注：軍事學樣本過少，在學科比較時沒有進行統計分析），最終回收問卷6772份，有效問卷5237份,有效率為77.33%。
《調查報告》將大學生社會責任感的形成過程視為大學生社會責任認知、認同和行動的過程，并根據大學生的需要與外部聯系從大學生政治責任感、生命責任感、學習責任感、學校責任感和網絡責任感5個方面調查大學生社會責任感現狀。
大學生社會責任認知（82.25分，對承擔社會責任的理性認識程度）、社會責任認同（84.49分，對承擔社會責任的贊成程度）和社會責任行動（82.79分，對具體社會責任的踐行程度）分別處于較高水平，其中大學生社會責任認知60分以上占92.42%，社會責任認同60分以上占93.32%，社會責任行動60分以上占92.71%。
除了大學生學校責任感（78.39分）較低以外，大學生政治責任感（81.95分）、生命責任感（83.80分）、學習責任感（83.32分）、網絡責任感（85.94分）均處于較高水平，其中網絡責任感得分最高。
“以上結論，基本上可以佐證黨和國家、社會及學者關于大學生社會責任感主流是積極、健康、向上的定性評價。”魏進平說。
“當代大學生多為90年代早中期出生，成長在網絡時代。網絡可以說是他們日常學習生活中的伴隨品和必需品。”大學生網絡責任認知得分為85.1分、認同得分為87.1分、行動得分為85.1分，網絡責任認知與網絡責任行動“知行一致”。可以認為，大學生對網絡環境的適應度比較好，對網絡責任的情感認同高于網絡責任認知和行動。其中82.2%的大學生表示能夠克制自己在網絡上的言行，83.9%的大學生表示不應沉溺于網絡游戲，84.9%的大學生比較贊同借助網絡反腐等工作。但仍有15%左右的大學生的網絡責任感不高，需要引起注意。
學校、學科等因素對大學生社會責任感影響顯著
大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受到什么因素影響？學術界一般從大學生自身責任意識、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環境4個方面考察。
《調查報告》指出：性別、年級、學校類型和學科類型對大學生社會責任感影響顯著，畢業高中類型和生源地類型影響不顯著。具體而言，女大學生的社會責任感（83.7分）高于男大學生（82.2分）。高年級大學生社會責任感強于低年級大學生，呈現為四年級強于三年級、三年級強于二年級、二年級強于一年級的態勢。
“985工程”院校大學生的社會責任感最高，隨后依次是一般本科院校、地方骨干院校、高職院校，“211工程”院校受測大學生的社會責任感最低。藝術、農學、文學類大學生社會責任感較強，工學和醫學類大學生社會責任感較弱。
據了解，工科是多數“211工程”院校的優勢學科，本次“211工程”院校受測樣本除了1所以師范為優勢學科的地方“211工程”院校以外，主要來自以工科為優勢學科的1所教育部屬高校和2所地方院校。
“‘985工程’院校的大學生社會責任感得分為93.01，地方骨干院校的大學生得分為83.56，一般本科院校的大學生得分為83.87，高職院校的大學生為81.88。而‘211工程’院校的大學生得分為78.45，相對最低，這與工科大學生社會責任感得分偏低情況相互印證。”魏進平說。“數據顯示‘211工程’院校大學生社會責任感低，從學校角度找原因，可能與該類高校建設發展的定位‘上不頂天、下不立地’的有關，也可能與該類學校更多關注學位點建設、科研工作有關。”
《調查報告》顯示，畢業高中類型對大學生社會責任感影響不顯著，僅在網絡責任感上畢業于重點高中的大學生高于畢業于普通高中的大學生；而來自農村和城鎮的大學生社會責任感差異不顯著。
大學生在社會責任擔當中存在“行動障礙”
長期從事青少年責任教育研究的北京青年政治學院教授劉世保表示，部分大學生的個人權利訴求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凡事以自我為中心，只強調社會、家庭、學校的幫助及其個人的權利，沒有正確認識和處理權利與責任的關系，缺乏感恩之心和擔當精神。
“大學生的生命責任不僅要對自己的生命負責，也要對他人生命負責。大學生在生命責任感方面存在‘知行不一’的情況，對于他人‘知行不一’現象更為明顯。”課題組主研人員河北工業大學人文與法律學院副教授張劍軍說。
據《調查報告》顯示，當代大學生生命責任認知（85.7分）、認同（84.3分）和行動（81.3分）均處于較高水平，但生命責任認知大于認同，同時大于行動,明顯存在“知行不一”現象。
其中大學生對珍惜自己的身體（84.8分）、緊急避險（86.2分）的認知符合度，等于或略高于對遵守交通規則的行動符合度（84.8分），“知行不一”現象不太明顯。而對于他人，在“見義勇為，還要學會見義智為”（86.2分）的認知符合度，較大幅度高于“參加義務勞動、獻血、救災、捐贈等社會公益活動”的行動符合度（80.6分）、“看到馬路上有老年人跌倒了，會去攙扶起老人，并幫助其聯系家人或醫院”（78.6分）的行動符合度，“知行不一”現象比較明顯。
學習是大學生的天職。大學階段的學習對于大學生今后的成長成才和成功意義重大。《調查報告》顯示，大學生能夠認識到學習的責任，但缺少學習目標，尤其在落實學習規劃上行動力不強。大學生在生命責任感、學習責任感上，特別是在面對他人生命責任、學習目標的落實上存在“知行不一”現象，顯示出大學生在社會責任擔當中存在“行動障礙”。
談到原因，魏進平說，一是負面思想的影響。如“這與我有什么關系”、“對我有什么好處”、“事不關己高高掛起”、“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等負面思想造成大學生在擔當社會責任時不夠堅決、不夠徹底。二是來自于大學生“自我保護”或能力不足。如果大學生曾經親身經歷或獲知到他人在承擔社會責任時受到不公正的對待，產生唯恐“好心做好事而不得好報”的思想也就很自然了。大學生作為“準社會人”在承擔社會責任方面還存在著缺少必要的財力、物力。三是受到大學生外部家庭、學校、社會等環境的影響。如父母的不正確的言傳身教，高校大學生缺乏擔當社會的渠道、載體或平臺，社會誠信體系不健全、法律救助機制不完善等等。
一些大學生對應擔當的責任了解不充分
“所謂‘知行倒掛’，是指大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在不了解應承擔的社會責任情況下，就去擔當社會責任。這是個需要高度警惕的現象。”魏進平解釋說，部分懷抱滿腔社會責任情感的大學生，可能會在不十分了解“真相”的情況下，盲目或“有目的”地擔當自己認為的“社會責任”。
“社會上的一些負面現象和學生中存在的不正確的看法或做法都是可以進入課堂的，關鍵是教師以什么樣的態度和立場來講述和討論問題。”西北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教育研究院副教授李貴說。
學校是大學生學習活動的主要空間，然而大學生學校責任感與其網絡責任感、生命責任感、學習責任感、政治責任感相比處于最低水平（78.4分）。《調查報告》指出，部分大學生雖在情感上比較認同自己應擔當的學校責任，在行動上也很積極，但對于應擔當哪些責任了解得不夠充分。
“大學生政治責任感略低，特別是政治責任認知偏低，‘知行倒掛’更為突出。”大學生政治責任行動最高為84.1分，政治責任認同次之為81.8分，政治責任認知最低為78.8分，政治責任行動明顯高于政治責任認知（兩者相差5.3分）。
對于我國周邊國際局勢和我國采取的外交政策（75.6分），大學生中4.5%的根本不了解，8.3%的不太了解，24.3%的了解一般，累計37.1%；對于“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非常有價值的”（81.8分），3.9%的根本不贊同，4.4%的不太贊同，17.0%的一般，累計25.3%；對于“學校大力宣講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重要精神讓廣大師生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81.8分），3.3%的根本不贊同，4.4%的不太贊同，16.6%的一般，累計24.3%；對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基本內容（82分），4.0%的根本不了解，5.7%的不太了解，14.5%的了解一般，累計24.2%。
可以看出，部分大學生可能會在不十分了解而且不太認同黨和國家方針政策的情況下而行動，這就極易被“別有用心”的人所迷惑、所利用。數據還顯示，大學生通過親身“支教或投身基層工作”為國家做貢獻（80.1分）的行動符合度低于“成才報國”（85.2分）、“堅決擁護黨的領導”（86.4分）這樣的行動選擇。
“知行倒掛”可能是由大學生社會責任認知渠道不暢通，而造成的“認知障礙”引起的。如家長過多承擔了學生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以及應試教育的負面影響。再如，學生對自我的過度關注以及對外部“說教”的逆反心理，使學生不知道應該承擔和如何承擔社會責任，但大學生預期到其社會責任擔當會獲得某種物質或精神的收益（如有助于提高綜合測評成績、入選學生干部或入黨等等），而采取的一種“工具理性”的社會責任擔當。魏進平告訴記者，在進行師生訪談中以上情況得到了確認。
“一些大學生，在入黨、評優評先等問題上，具有很強的功利性。”劉世保介紹，他認識一名大學生，從大一入學開始就很積極，老師、同學對他的評價也很高。但等到他大三入了黨，態度卻來了個180度的大轉變。
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還存在薄弱環節，但思想政治理論課機構建設、隊伍建設、課程建設等方面的政策沒有落實到位，甚至存在變相壓縮課時的情況。部分輔導員選拔的非專業化傾向，部分學生骨干的功利化傾向，部分學生活動的形式化、娛樂化傾向，校園文化建設的碎片化、邊緣化傾向，等等。
大學生社會責任教育要從小處做起
“責任心有多大,人生舞臺就有多大”。魏進平認為，責任人人有，責任擔當只有大小之別，沒有有無之分。要“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無處不在、無時不有”，就必須落實到每一個人，落實到每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責任擔當之中。就大學生而言，通過大學生社會責任教育有助于增強大學生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認知、認同和踐行，從而把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高校落細落小落實，使之內化為大學生的精神追求、外化為日常生活中的責任擔當。
“對大學生進行責任教育，把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教育和生存生活教育有機地結合起來，摸得著，看得見，實實在在，非常具體。”皖西學院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長程東峰教授說。“責任擔當從學生自身做起、從小事做起、從身邊做起、從現在做起。”
《調查報告》提出，要系統開展大學生社會責任教育，“曉之以理”深化大學生的社會責任認知，“動之以情”強化大學生的社會責任情感認同，“導之以行”引導大學生自覺履行社會責任。統籌兼顧大學生政治責任教育、生命責任教育、學習責任教育、學校責任教育與網絡責任教育，高度重視大學生政治責任認知教育和學校責任認知教育，讓學生知世情、國情、黨情、校情，愛國、愛黨、愛校、愛他人，從困難的地方、在黨和國家、人民需要的地方做起、建功立業，從而有重點地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教育落到實處。同時，注意加強大學生生命責任、學習責任行動引領示范，充分發揮網絡的責任教育功能。對不同性別、年級、學校、學科的大學生采取有針對性的責任教育。如，注重加強男生、低年級大學生、高職和“211工程”院校大學生和工科類、醫學類大學生的社會責任教育等等。
魏進平建議，各級黨委政府應高度重視、真情關心、大力支持高等教育事業發展，更好地服務和幫助高校解決實際困難，使大學生感到溫暖、感到理解和支持。社會各界要關注、支持高校社會責任教育，多獻科學發展之策，多做雪中送炭之事，使大學生責任擔當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平臺、有載體、有激勵。在國家、省市及高校層面著力推進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加大相應課題資助、人才培養力度，適當增加地方高校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及博士學位、碩士學位點扶持力度，健全完善并嚴格執行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專門教學科研機構建設等方面的規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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