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以來中國高等教育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但這種發展顯然更多是以數量規模為標志的。光鮮的數據和成績反而使得內涵建設層面的一些問題被長期掩蓋，而無法獲得較好的重視和解決。尤其是大學行政化問題，已經成為束縛中國大學邁向新臺階的沉疴。大學行政化問題若得不到有效根治，中國大學不但無法告別平庸，中國高等教育之深化改革也恐將無法破局。
在新的歷史時期，黨和國家顯然對此問題已經達成共識，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深入推進管辦評分離，擴大省級政府教育統籌權和學校辦學自主權，完善學校內部治理結構”，以綱領性文件的形式表明了中央推進教育改革的決心和方向，也體現了簡政放權、轉變政府職能的全面深化改革思路。具體到高等教育領域，顯然對解決大學去行政化的難題也作出了積極回應，就是要通過政府簡政放權，落實和擴大大學辦學自主權，推動大學去行政化。
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的是，大學行政化的癥結是內外兼有的：既有大學外部環境的行政化，需要政府對大學簡政放權，為大學創造一個非行政化的外部環境；又有大學自身系統內部的行政化，而這恰恰是最容易被人們忽視之處。人們往往認為只要政府簡政放權，擴大大學辦學自主權力，大學自然就去行政化了。這當然是天真的想法，因為若僅僅著力于大學外部行政化問題，行政權力自然會轉向大學內部尋找藏身之地，并且還會利用“自主”的外衣而產生權力變種，以更隱秘的形式存在。
披上“自主”外衣，大學行政化可能產生變種
法國社會學巨擘布迪厄認為社會存在多個相對獨立的場域，如文學場域、藝術場域、大學場域……盡管任何一個場域說到底都受到元場域（政治經濟權力場域）的影響和制約，但也基本都會經歷一個為自己的自主性而斗爭，擺脫政治、經濟等外部因素控制的歷程。在此過程中，場域自身的邏輯逐漸獲得獨立性，成為支配場域中一切行動者及其實踐活動的邏輯。比如歐洲大學就經歷了這樣的發展歷程，無論是積極尋求擺脫教會控制的中世紀大學，還是洪堡時代致力擺脫世俗國家政治、經濟權力干擾的德國大學，都在這個歷程中發展出自身的獨立性，尤其是學術方面的獨立性，這種獨立性成為大學場域成形并發展的根基。一個場域越是具有自主性，自身的內部邏輯越是清晰并能得到共同體的遵守，外部權力越難以滲透到場域內部。
而在此方面，目前的中國大學尤其是公辦大學的事業單位性質還很濃，很大程度上還是作為行政系統的延伸而存在，因此，準確地說中國未有名副其實的大學場域，更無獨立的大學邏輯。即便有所謂的大學邏輯，也僅僅是作為政治邏輯、經濟邏輯的附庸而存在，甚至幾乎被這兩種邏輯替代。在這種境況之下，大學所獲得的辦學自主權，不過也主要是行政權力的延伸或轉移而已，其權力的性質并沒有產生根本變化。
這就使得改革可能會面臨一種兩難困境：不賦予大學更多的自主權力，高等教育深化改革無從談起；但在大學已經被各種政治邏輯、經濟邏輯滲透的情況下賦予其過多自主權力，同樣也是危險的——由于長期受政治邏輯和經濟邏輯的影響，當前我國大學內部系統缺乏應有的大學自治和學術自由理念，加上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機制不健全，在這種內部條件尚未發育成熟的條件下承接過多自主權力，顯然是大學“不可承受之重”。若對這種情況沒有覺察甚至打馬虎眼，可能不但沒有“把權力關進籠子里”，反而使得權力披上一層“自主”的外衣之后，變得更加隱秘，甚至還會產生權力的變種：
首先，并非所有相關政府部門都心甘情愿主動放權，但在中央簡政放權大背景下又不得已而為之，也即外部的行政權力顯然并不會就這樣輕易地放棄對大學的干預和控制。因此這些無處安放的權力可能會化作涓涓細流，以更隱秘的方式滲透到大學的權力決策系統中去。
其次，大學內部的行政權力則借此機會，合法化地承接了各種“自主”權力的支配權。一部分愿意銳意改革的行政力量，可能會進行自我革命和自我約束，設置更好的監督和制衡機制，讓權力更好地服務學術、服務師生。但也不排除一部分不愿意放棄既得利益的行政力量，會將事關重大、利益巨大的“自主”權力截留，僅將一些無關痛癢的權力發包到學術委員會等機構中去，美其名曰將權力回歸學術，其實真正屬于學術的權力微乎其微。
最后，就算是由學術委員會決定的事情，真正的學術權力也未必就能起到支配作用。美國當代著名高等教育學者伯頓·克拉克認為學術權力和行政權力更多是沖突與制衡，但在缺乏大學邏輯的中國大學，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在很多時候更顯得水乳交融甚至是輕易達成利益結盟。
可以想象，在以上這幾種情況交織上演之后，完全可能締造出大學行政化的變種，這種變種后的權力是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的混合體——貌似削弱了行政權力，加強了學術權力，但很可能只不過是借學術權力之名，套各種委員會之殼，其內核卻依然是根深蒂固的行政權力。這種變種后的權力的危險之處在于：它披著“自主”的外衣，它在大學章程和學術委員會的包裝下顯得程序正確，它所產生的決斷和結果容易被人們認為是合理合法的，而行政權力卻可能躲到了暗處，并且成功轉型為幕后操盤手。
大學去行政化必須內外兼治
因此，擴大大學辦學自主權固然是解決我國大學行政化癥結之藥方，這對長期被束縛手腳的大學來說當然是一劑補藥。但中醫治病講究正本清源，在沒有清除毒火的情況下就猛吃補藥，相當于引火燒身；在大學權力雖弱但已因行政權力過多滲入而走樣變形的情況下擴大其辦學自主權，其效果無異于官員“帶病提拔”。這樣不但無法去行政化，反而會火上澆油：大學權力披上一層“自主”的外衣之后，如果沒有相應機制的監督和約束，大學行政化將很可能會出現新的變種。因此，大學去行政化應當內外兼治，既要從外部探索真正擴大和落實大學辦學自主權的長效機制，通過政府放權、大學賦權來推動大學去行政化；又要在內部加強對大學權力運行的監督，完善大學內部治理結構，“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
怎么做到把“自主”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呢？關鍵要做到兩點：
一是要加強對大學權力運行的監督，一切權力的行使必須依照法律制度的規定，置于人民的監督之下，使大學的權力運行經得起陽光的曝曬，保證權力始終用來為廣大人民群眾謀利益，絕不能把權力變成謀取個人或少數人私利的工具。大學應該享有高度的辦學自主權，但并不意味著大學是一個獨立王國，可以為所欲為而不受制度的約束。大學在承接更多“自主”權力的同時，一定要以依法辦學為第一原則，合法設置并自動遵守相應的監督和約束機制。
二是必須與建設現代大學制度齊頭并進，不斷完善大學內部治理機構。《決定》指出，擴大辦學自主權是要和完善學校內部治理結構齊頭并進的，2014年底國家教育體制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出臺的《關于進一步落實和擴大高校辦學自主權完善高校內部治理結構的意見》將兩者并舉也是相同道理。因為如果在大學內部治理結構并沒有發生實質性改變的前提下，只是一味擴大大學辦學自主權力，大學只是按照以往行政化的舊套路來行使自主權力，自然后患無窮。如今我國大學在內部治理結構方面，普遍更加強調依照章程辦學，更加強調發揮學術委員會等機構的作用。這當然是沿著正確的道路在走，但切忌雷聲大雨點小，必須建立長效機制讓大學章程和學術委員會真正發揮作用，而不是墻上掛掛或者只是充當程序合法的道具。否則，看起來轟轟烈烈的改革就會成為“淺層變革”，無法觸及深層次的體制問題。若在背后掌控大局的依然是行政權力，所謂大學去行政化無非只是行政權力的一場游戲而已，很容易就會產生“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惡性循環，最終不了了之。
改革開弓沒有回頭箭，必須要做好攻堅克難的思想準備，絕不能停止對大學去行政化的探索和改革。最近教育部更是公布了《關于深入推進教育管辦評分離促進政府職能轉變的若干意見》，對于擴大大學辦學自主權、激發學校辦學活力等方面出臺了更加具體化的措施，并且提出了要逐步取消學校行政級別。中央政府對于克服和解決大學行政化問題顯然是有足夠的決心和推進力度，但如上所述，擴大大學辦學自主權必須建立在大學能夠公平、公正、透明地使用手中權力的基礎上，否則大學行政化很可能因披上“自主”的外衣而產生變種，卻依舊病根難除。而作為這場改革中的主角——中國大學，既要努力把握政府簡政放權的大好機遇，又要有自我革命和自我約束的決心和勇氣，用實際行動讓國家、政府和民眾感到大學是合理、透明規則的制定者和執行者，大學才會贏得尊嚴和公信力，也才能贏得繼續深化改革的信任和契機，大學去行政化也方有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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