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識和文憑愈來愈成為當今中國核心競爭力和時代化標簽的同時，為何底層社會群體越來越無心通過文化資本的集聚來改變其底層狀態?他們是天然具有根深蒂固的反智主義傳統?還是因為其他因素的制約，導致他們被拋出教育這條“馬拉松競賽”的軌道?
筆者主持了國家社科基金課題《中國城鎮化進程中西部底層孩子們階層再生產發生的日常機制及策略干預研究》。在展開全國大樣本調研基礎上，筆者深入中國西部農業縣——四川芥縣，開展為期半年的田野工作，深入研究從幼兒園入學一直到進入就業市場的教育篩選軌道中，底層家庭是如何一步步被固化的。
不少人即使送孩子讀書，也支持“讀書無用”
在鄉間底層群體中，“讀書是否有用”經常發生行為與觀念上的“二元背離”。
筆者的調研結論證明：與子女已經接受完各階段教育的農戶家庭相比，有子女正在接受各階段教育的農戶家庭對讀書有用性的認同度更高。但是，他們似乎僅僅是“讀書有用”的觀念認同者，但卻是“讀書無用”的行動支持者。盡管在送孩子入學時都會叮囑孩子要好好學習，實際上，他們并不真正把孩子的學習當回事：
一方面，家長任意肢解和侵占孩子的學習、休息時間，甚至在上課期間，有家長以孩子生病或轉學的名義，領孩子到工地打工或到農田幫活;
另一方面，他們因為能力的限制而并不能真正參與到對子女的教育中來，甚至有時候因為功利、實用、短視與金錢至上的觀念，而與學校主流價值觀和教育實踐形成抵觸與反叛。升學希望渺茫與教育回報率低的尷尬現實，使他們尋找到一套屬于底層的教育理性——
絕大多數的孩子將來都是升不了學的，這就意味著吃不了“國家飯”，他們遲早都要到社會上“謀飯吃”。與其在學校里被老師教成溫順的小綿羊，變成按書本規矩辦事的“書呆子”，還不如現在就告訴孩子真實世界的行事規則。
這是鄉間底層一種無可奈何的尷尬選擇。在現實中，底層因為家庭、教育、社會等多項因素影響，在通向社會階層上層流動的教育競爭軌道中過早地被拋棄。同時，因為這種教育的高淘汰和低預期，底層孩子更快地結束了在教育篩選軌道中的旅程，提前開始了底層內部的個體社會化預演和訓練。
“鄰村”幼兒園：可有可無的教育場所早期的兒童教育具有特殊重要性，因為在這段時間，兒童正逐步形成他們的自我概念和社會意識，這是個體社會化的第一步。然而，第一步對于不同的兒童來講差異甚大。在城鎮中，特別是大城市，兒童被送入學費昂貴的幼兒園接受有專家指導的正規早期教育。
一項對3000名兒童提供學前教育的研究(大部分是貧困的美國黑人)表明，接受學前教育的兒童在很多方面處在優勢地位：他們很少被分到特殊班或補習班，很少有學生因成績差而被留級;接受過學前教育的貧困家庭孩子在隨后3年的標準比奈智力測試中，分數比控制組兒童高;他們保持著更強的“成就取向”，也傾向于培養比自身還要高的職業志向。
然而，與城鎮，特別是大城市的家長相比，底層農村社會中的家長卻在送孩子入幼兒園上發生了困難。筆者所調研的四川芥縣很多農村家庭持有這樣的觀點：
第一，諸多底層家庭認為幼兒園就是一群孩子玩的地方，可上可不上，何況家里有剩余勞動力，或自己帶，或給父輩親戚帶，更能保證安全;
第二，幼兒園的學費普遍較貴，這是一筆不用浪費的支出，何況每天還要接送孩子，費時費力。
事實上，這種觀念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底層社會學前教育發展的自身困境。
一方面，根據公開的統計數據，中國幼兒園在2001年到2011年的年平均增長率為4.09%，其中，城鎮幼兒園和縣鎮幼兒園年均增加率分別高達6.76%和5.86%，但農村幼兒園年均僅增加1.02%。再從2010年到2011年的全國數據來看，在城市和縣鎮幼兒園絕對增長數紛紛過萬的情況下，農村幼兒園卻銳減了12904所。2011年，全國4～6歲幼兒人數中，農村占56.91%，可農村幼兒園園數和班數卻僅占全國的35.19%和33.75%。農村幼兒教育陷入到一個惡性循環之中。
另一方面，農村幼兒園的保教人員(專任教師和保育員)非常緊缺，以全國數據為例，農村幼兒園專任教師2001到2011年間的年均增長率僅4.86%，這遠低于城市和縣鎮的10.75%和9.51%，甚至近年來還出現了大規模減少的現象。
因為專任教師的緊缺，在農村學校布局調整后，四川芥縣被淘汰下來的農村中小學教師轉到農村幼兒園任教。他們沒有經過系統化和專業化的學前教育培訓，只能給農村幼兒講授小學中的各種學科知識，從而進一步加劇了農村學前教育小學化問題的嚴峻性和復雜性。
由此可見，這些留守的底層群體從起跑線處的學前教育開始，就面臨著各種制度性和結構性的阻滯因素和現實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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