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文匯報
或許正因為參加“洋高考”的學生日漸增多，教育界對此的看法明顯出現了分歧。支持者認為，學生能自由選擇“洋高考”，說明我們的教育沖破了封閉之門，對提升國內學校教育水平是個很好的促進。反對者則對學生參加“洋高考”很“感冒”，為他們開出的成績證明上的分數普遍偏低，甚至由此引發了學校和家長的激烈矛盾。在反對者看來：“‘尖子生’都出國，等于中國流失了優質生源。”學生們憧憬“洋高考”，國外高校也正以更靈活的方式“侵入”，這無論對中國的普通教育，還是高等教育，都產生了一定的沖擊力。
東西方教育模式反差很大
吳彥去加拿大多倫多附近的蓋爾夫大學之前，已在上海一所高校學了兩年經貿英語，對東西方兩種教育模式，她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
初到蓋爾夫，吳彥最大的不適應是那里的教學方式。課堂上，同學們的討論積極而熱烈。為了在討論中獨樹一幟，吳彥必須做好充分準備，每堂課前的預習壓力都很大。對老師布置的大作業和各階段考試，她也得全力以赴，因為任何一環都與期末評價直接掛鉤。
而在國內高校，吳彥所經歷的課堂教學仍然延續了中學里的灌輸方式，考核也多停留在卷面上，并且以期末一考定評價。這讓不少學生平時上課心不在焉，逃課成了家常便飯。
寬進嚴出和嚴進寬出，由此形成巨大反差。一位留學中介說：“幾乎每天中午12點，我都能在MSN上遇到那些留美的學生。他們讀得很 苦，卻感覺很有滋味，很有收獲。”
“學生選擇留學而放棄國內高考，首當其沖受影響的是中國高校的國際競爭力。”上海交通大學教授、21世紀教育發展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認為，相對于國內大學，國外名校的吸引力在于教育質量高、教育氛圍好、獎學金制度完善以及就業前景好。
對那些曾經接觸或了解過國外教育模式的學生來說，最終左右他們選擇的，可能是對國內一些大學本科教育的失望。當教育專家們還在反復呼吁改革教育制度的時候，學生們等不起了。
給學生選擇權至關重要
“洋高考”吸引人的，還在于它破除了“一考定終身”的選拔理念。
楊飛3年前來到美國，最初只是進了一所排名100之后的高校。一年努力過后，他順利轉入排名在30左右的高校。受益匪淺的他，去年讓妹妹復制了同樣一條擇校之路。他說：“在這里，我們可以改變命運，可在國內，也許只能被命運改變。”
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副所長孫抱弘說：“我們再也不能只用一種模式去教育人。”他認為，“洋高考”的漸熱，應該引起教育界的反思，高校的一系列制度亟待改變。
“如何給予不同學生以選擇權”，就是孫抱弘所指的需要改變的制度之一。他說：“在國內，高考的成績不僅限定了學校，還限定了學生的專業，大多數考砸的學生恐怕很難改變發展方向。”而在國外高校，學生在就讀期間，有很多機會再次選擇自己中意的專業，甚至學校。
孫抱弘認為，中國高校在急于擴大的過程中，似乎忘記了如何提高質量。許多教授不愿意站上本科的講臺，“他們應當捫心自問，如今老師的師德和知識結構，與上個世紀50年代的中國大學比，誰高誰低？”
與其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
到底要“考得好”還是“學得好”，“洋高考”之熱，實際上反映了人們對于教育的更高要求。一座國際化的都市，需要有國際視野的教育者。由于與海外學校有過20多年的交流，復旦附中校長謝應平的觀念顯得很開明：“中國的基礎教育必須改革，尤其是在辦學目標和辦學模式上，必須要學習發達國家‘以人為本’的理念和做法，改變應試教育的模式。”
上世紀80年代復旦附中能下決心把學生“送出去”，是由于時任復旦大學校長謝希德教授的推動。在謝先生看來，教育要以學生發展為本，以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為重點，而不要被分數牽著鼻子走。
正是因為加大海外交流，近5年來復旦附中每年都有二三十名學生被世界一流高校錄取。而且學校本身也發生了改變：砍去大面積補課，留時間和空間給學生發展個性，每天下午3點之后，校園里不再滿是埋頭書本的“分數奮戰者”，而多了許多興趣愛好者。“教育者首先要創新，這才能培養出有創新精神的學生。”
問題是，“洋高考”畢竟帶來了“尖子生”流失現象。每年四五月間，都有手拿國外高校“入場券”的考生，放棄國內名校預錄取甚至保送資格。“沒有一流的生源就沒有一流的大學。”熊丙奇說，“任何想成為世界一流的大學，都非常重視生源競爭。優秀學生和優質師資互相生發，加上一流的學術研究，才能使大學成為一流。很多大學的科研，也要依托于學生資源，一旦這種氛圍和資源消失，任何‘名校’都會很快失去光彩。”
今天，呼吁留住“優質生源”，不可能再依靠簡單限制“洋高考”等堵塞政策，而需要教育者自省其身。畢竟，與其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王柏玲 施嘉奇)
更多精彩資訊請關注查字典資訊網，我們將持續為您更新最新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