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學校史中的抗戰記憶
抗戰期間，南大前身中央大學和金陵大學的師生員工，以各種形式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在炸彈下淬煉出摧不毀的民族脊梁。
顧毓琇：歷史劇《岳飛》激起愛國豪情
淞滬戰爭爆發后，顧毓琇教授親率中大學生到南京車站為十九路軍送行壯志。從車站回來，他翻出昔日所作的《荊軻》劇本，“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慷慨悲歌，讓他熱血沸騰，豪氣頓生。他不分晝夜，伏案揮毫，寫成了四幕歷史劇《岳飛》，并請張靜江題簽，連同由吳稚暉題簽的舊作《荊軻》印成一個單行本，及時推向社會。
顧毓琇用《滿江紅》唱出了人民奮起抗敵的共同心聲，激起了廣大軍民的同仇敵愾：……偏安恥，猶未雪，失地恨，何時滅？要從頭完整金甌殘缺！民眾同仇拼骨肉，將士敵愾涂膏血。到最后勝利定屬我，彌前闕！
陳裕光：永遠不用日貨
九一八事變的消息傳到金陵大學，全校沸騰。當年10月9日，時任金陵大學校長陳裕光帶領金大教職員呈請國民政府移師抗日。學校迅速成立“反日救國會”，組織師生軍事訓練，并開誓師大會，陳校長帶領全校師生宣誓，永不使用日貨，大大增強了全體師生的愛國熱忱。
陳裕光校長“永遠不用日貨”誓詞如下：“我校師生以復我之青天為誓，以照我之白日為誓，以祖國山河為誓，以祖國丘墳為誓，誓以熱血，誓以至誠，終我一生，永不使用日貨。如有悔心，或生二志，人天共戮。此誓。”
羅家倫：寇能覆之，我必能興之
七七事變前，國立中央大學和金陵大學均處于穩步發展時期，各項事業取得長足進步。8月15日起，日機連番轟炸南京，中央大學建設萬人大學的宏大計劃隨之夭折。校長羅家倫面對敵機留下的彈坑，憤怒而堅定地說：“寇能覆之，我必能興之！”
羅家倫在重慶警報聲中寫作的文章《炸彈下長大的中央大學》中提到：“敵人可以炸毀的是我們的物質，炸不毀的是我們的意志！炸得毀的是我們建設的成果，炸不毀的是我們建設的經驗！”
他提出，“我們抗日不只是我國的兵找著敵人的兵來抗。而且，要我國的農找著敵人的農來抗，工找著敵人的工來抗，商找著敵人的商來抗，學校找著敵人的學校來抗。所以中央大學抗日的對象，就是敵人的東京帝國大學。我們現在應該問我們的科學和一般學術，抵抗得過敵人的科學和一般學術與否。我們希望我們以科學與一般學術，壓倒敵人……”。
王伯沆：臨大節而不可奪
日本侵略軍占領南京前夕，中大教授王伯沆身染重病，上有八旬老母，不能外出避難，家中一貧如洗，常無隔宿之糧，不得已出賣藏書維持生活。一天，王伯沆獲悉出高價收買他的藏書的是大漢奸陳群，他立即退還書款，收回原書。掮客多方勸解，他憤怒地說：“我的書賣給識者，決不賣給漢奸。”后來汪偽政府的立法院長陳公博知道這件事，特派人送來五百元偽幣，他拒而不受，陳公博復驅車前往拜訪，先生拒不接見。后著人送來參事室的參事聘書，月薪三百元，先生責令兒子退回，并對家人說：“人是要生活的，但要問問自己怎樣活下去才有意義……投靠日本帝國主義，與他們同流合污，出賣靈魂，為虎作倀，那不是等于拿屠刀殺害中國人么？我死后也不要接受分文救濟，否則，不是王氏的子孫。”先生憂憤成疾，不久病倒，臨終前囑咐家人“身后千萬不要發喪，悄悄埋葬在后院，以免招搖，惹出麻煩”。
1946年，中央大學復員回到南京后，為王伯沆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國民政府敬送了“愛國耆儒”的金字匾額，以表彰逝者臨大節而不可奪的民族氣節。
大纛坪：師生眾籌旗桿
1934年秋，與金陵大學毗鄰的日本領事館內，兀然豎起一座鋼骨旗桿，每日升掛“太陽旗”。金大師生入門翹首，無不“觸目刺心，忿而共慨”。學生朱恕、鄭槐等30余人聯名擬就《從速豎立旗桿啟事》，在《金陵大學校刊》上發表，短期內就募集到大洋680多塊。次年8月，一座高聳入云的旗桿在該校大禮堂南側拔地而起。此旗桿入土5米，地上部分由28節鋼管套接而成，高40米，比日本領事館的旗桿高出10尺有余，質量與外觀都勝日本旗桿一籌，以鎮其邪、挫其銳、克其霸！
為舉行莊重的升降旗儀式，金陵大學秘書處專門發出通告：“自1935年10月14日起，每日上午6時15分、下午5時舉行升旗、降旗儀式，全體師生于所在地點一聞號音，即需中止一切活動，自動立正，目送國旗徐徐升、降。”
1964年5月，南京大學（院系調整時由四牌樓校園遷至天津路金大校園）因需在旗桿豎立處建造教學樓，遂將旗桿遷立大操場南側，并鐫文于旗桿基座，以作永久紀念。
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的時候，南京大學特將此處正式辟成“大纛坪”。每逢節日慶典，廣大師生便列隊坪上，隆重舉行莊嚴的升旗儀式。
全校師生：防空洞中潛心學術
重慶大學東北面的兩個小山丘，就是中央大學在重慶選定的校址沙坪壩松林坡，歷盡千辛萬苦、長途跋涉的中大師生，在這里度過了8年艱苦的抗戰生活。
雖然中大師生長期處在“吃不飽，穿不暖，住不好”的狀態，但是中大師生依然堅持潛心科研，取得非常不錯的成就。金大教授李方訓在鉆防空洞、躲空襲的情況下，取得了一系列的創造性的成果，發表了十多篇在國內外很有影響的論文，并曾不止一次作為我國化學代表團的首席代表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美國西北大學于1948年特授予他榮譽科學博士學位并贈予象征著已打開了智慧之門的“金鑰匙”。
在西遷辦學近9年時間里，中大、金大為國家培養了數以千計的專門人才，遍布抗戰和國家建設的各行各業，創造了教育史上的奇跡。其中有4人獲得“兩彈一星”功勛獎章，3人獲得“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65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或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央大學58人，金陵大學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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