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有媒體爆出愛思唯爾撤銷旗下5種雜志中的9篇論文，這9篇論文全部來自中國高校或研究機構。作為擁有包括《柳葉刀》、《細胞》等知名學術期刊的出版巨頭，愛思唯爾這一舉動，再次刺痛中國科技界敏感的神經。

在此之前，中國學術界已經經受了兩次撤稿風波，一次是在8月份，同樣是全球學術期刊出版巨頭級別的斯普林格，宣布撤回旗下10個學術期刊已經發表的64篇論文，而這些文章全部出自中國作者。

另一次則是今年3月份，英國BMC出版社撤回43篇論文，其中有41篇出自中國學者之手。

9月16日，中國科協主席韓啟德公開痛斥：今年以來發生的撤稿事件，在國際學術界，給我國學術界的聲譽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影響，再次表明我國學術界仍然面臨著學風浮躁、學術失范的嚴峻挑戰。

中國學者的論文真的如此不受待見嗎?愛思唯爾期刊出版全球總裁Philippe Terheggen近日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撤稿情況并沒有想象中的那么嚴重。

從全球范圍來看，撤稿數量的增長速度，遠遠低于論文發表數量的增長速度。從1975年至2015年愛思唯爾的論文數據統計來看，每年發表的論文量增加了4%，而每年撤稿的論文數量增長率低于發表論文增長率。Philippe說，在全球已發表的文章中，少于0.02%的文章被撤稿。

中國既不是發表文章數量最多的國家，同樣也不是撤稿數量最多的國家。Philippe向記者列舉了一份出自《美國科學院院報》的數據，這份統計于2012年的數據顯示，在一個關于“論文欺詐或疑似欺詐”的統計中，美國、德國、日本排名前三，占總數的70%，而中國排在第四位。

Philippe告訴記者，美國、德國、日本都是論文發表的大國，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一個規律，即發表文章最多的國家，撤稿也最多。這也意味著，一旦中國論文的絕對數量在持續上升，其被撤稿的數量也將不可避免地有所增加。

撤稿理由有主觀和客觀之分，Philippe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全球被撤稿的文章中有28%是由于非主觀的研究錯誤，但余下的72%的文章，則都涉嫌含有主觀性錯誤。

他說，全球科研界面臨的出版倫理問題主要包括四方面：一是涉及第三方會議組織者等不良中介的學術不端行為;二是作者個人的剽竊與偽造;三是涉及作者、編輯、審稿人之間的利益沖突;第四則是身份造假，比如假冒審稿人。

這其中占比最大的是第二種問題——剽竊約占被查出違反出版倫理事件的70%。Philippe說，這也是最容易查出的問題，比如德國首位女性國防部長烏爾蘇拉·馮德萊恩在1990年寫的學位論文，盡管相隔20多年，依舊在2015年被查出有剽竊之嫌。Philippe說，盡管第四種即假冒審稿人的問題占比較小，但其惡劣性質，可能是整個學術界最為嚴重的。

遺憾的是，2015年發生在中國學術界的三次撤稿風波，不同的國際期刊方面給出的撤稿理由，不約而同都提到了“同行評價涉嫌造假”的說法。這些被撤稿的對象并非“非主觀的研究錯誤”，更多的是犯下了主觀的人為造假，而這些主觀錯誤，又都和假冒審稿人相關。

Philippe告訴記者，愛思唯爾第一次發現同行評議受人為操作是在幾年前。當時，他們的一位編輯發現了作者推薦的審稿人郵箱有些蹊蹺：一般來說，審稿人慣常使用的郵箱，是學校或研究院所的機構郵箱，而且郵箱的地址多是名字或縮寫，但這個作者提供的審稿人郵箱是“一串數字”的Gmail郵箱。后來，他們調查發現，作者提供的審稿人郵箱IP地址，竟和作者自己的IP地址是一樣的，“這樣我們就有理由懷疑他可能提供了假的審稿信息”。

后來，Philippe發現，這樣的手段屢見不鮮，即審稿人的名字、單位都是對的，有一定的學術威望，也符合審稿的相關性要求，但就是審稿郵箱不對。不少學術造假者，就利用這樣的手段，試圖蒙混過關。

這也是為何韓啟德在中國科協內部反復重申我國科技工作者在國際學術期刊發表論文的“五不”行為守則，其中一條就包括不提供虛假同行審稿人的信息。韓啟德也曾表示，今后若再發生類似問題，所在單位都要堅決處理，發現一起，查辦一起，對學術不端行為形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效應。

為應對這種“作案手段”，愛思唯爾從2012年開始提升了其安全級別和編輯系統。Philippe告訴記者，該出版集團開始向編輯提供Scopus權限，對作者推薦的同行評審人郵箱的真實性進行驗證，并開發作者推薦同行評審人郵箱驗證系統，將于2016年年初完成。

他還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盡管中國學術界存在著諸多問題，但從他作為一個醫學科學家的同行身份來看，中國論文質量在崛起，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他說，在愛思唯爾發表的論文中，來自中國的論文占了14%，而30%的引用量是中國論文貢獻的，“這說明中國的論文質量是比較高的，甚至高于我們刊發的論文的平均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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