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寫我心

明代公安派作家有著這樣的為文之風：“為文必獨具一格，不拘性靈，非以自己的胸臆流出，不肯下筆。”在我看來，這便是對“言為心聲”的最好詮釋。

你心中汩汩然流淌著的是什么，你筆下流淌出的也應是什么。怪俠金圣嘆有二十四個“不亦快哉”流傳于世，那便是他的心中所想著的人間愉快。但現今社會或者說古今社會上總有藝術家不能使其為人與作品相稱的現象，究其根源，原因大致分為兩種。

一類是作家在虛名浮利之中失去了自我，淪為了全為稻粱謀的“作家”。李紳因為寫《憫農》而聞名，卻不想他后來竟成了一個奢侈無度的豪紳，他的為人也就不能與詩中所云相稱。另一種情況便是難言了，雖有“物不得其平則鳴”之說，但在一定的社會壓力下，有時“鳴”卻是極為困難的。李賀詩中雄奇的想象，奇詭的詩風看似另類，卻恰恰包含了他懷才不遇之悲憤。至于晚唐李商隱，其眼中的蠟燭泣淚也是他的胸中之苦悶，只是無法直接訴諸筆端。

曹丕《典論?論文》中有言，“大丈夫見意于篇籍，寄身于翰墨，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名聲自附于后。”在科技發達言論自由的今天，我們應強調“我手寫我心”，而不是無病呻吟或是穿蠹經史，一個現代公民應并且能夠恰當地發出自己的聲音，用文字指點江山。

現今社會已基本沒有“難言”的限制，我們要做的便是守住一顆本真的心，不沉浸于虛名，而忘記文字本身所具有的喚醒人類良知的作用。作家陳遠曾在訪談中這樣說道，美的本質是真，倘若過分追求美以致失了真，便背離了寫作的方向，先有真后有美，我手倘若寫的不是我心，而是一些矯揉造作的故事，那么美就不會存在于這些文字之中。

先為真人，后為真文，此美之所源也。韓愈筆下的李愿便為一真人，他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于是他成就了隱士的美名。我想，真存在于每個人心中，而且，這種真實的靈氣也會通過文字展現出來。

我手寫我心。長杯芳草，喜木美竹，皆可入心，皆可入文。不必拘泥于外在而含真，穿過重重花徑，自有云白山青。

輕嗅文骨的芬芳

傅庚生先生在《中國文字欣賞舉隅》中拋問：“后生學者，文與心道契否？”有人筆底波瀾萬丈，心中槁木死灰；有人拊掌大樂，文飾不堪，爭名逐利；有人天生潔癖，抱璞守真，留戀理想國；有人拍案而起，剖心燭照，敢放一把野火，澤被寰宇，筆談間氣吐霓虹！

“性靈彰道著，文骨載風儀。”這是梁漱溟先生《究元決疑論》中對我輩殷殷的企盼。文品人品，誠有二律背反之意，我們這一代的寫手，又該如何認識此間命題，如何安放自身，達到兩者圓融之境界？

不可否認，作者格調趣味與作家人品背離并非罕見。艾布拉姆斯于《鏡與燈——文學批評原論》中將其斥為“解密過程”，作者、載器、讀者、時代四者循環返流，四元素也難以逃脫“橫態性欺瞞”。冷眼旁觀，《被禁錮的苦惱》中朱沃什?切瓦夫執借鷹隼雙目，銳意指出集權時代俄羅斯作家淪為“夜鶯群像”，文骨分崩離析，人格成為悲劇附庸；縱觀中國文脈史，沈括著《夢溪筆談》，可謂等身煌煌，但卻在政壇迷霧中墮落朽垮，為蘇軾的坎坷仕途復添艱險。究其根源，這些作者并非將心魂血肉潛入文章；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將文字作為可恥的工具，即雅克?巴爾贊《從黎明到衰落》中指摘的“橫態木偶”。毫無敬畏，毫無熱忱，毫無神圣與崇高，他們就像敏銳而貪婪的漁夫，慢慢拉起漁網，渴望從虛空中找出某種寶物。文章為其操縱奴役，其本身復為功名利祿嘲弄把玩，果真是莫大的諷刺與侮辱。

我們這一代，又該如何保持文學的純潔性，達臻“真文學”的藝術之境？我以為一在讀者，讀者可謂是卡夫卡式的“判官”，得秉持著清醒與鎮定，不被妖艷可人的文辭而眩暈，可以借鷹隼銳利之眼，剖開藝術的真境實例。北大有個傳統，叫“沉潛”，沉入藝術的源頭根蒂，潛進人生的幽微百態，從而抵達人品文品熔為一爐的高超境地。做到“沉潛”，便能撥開重煙迷障，直與作者對話。

二在寫手，即我們本身。就像《中國哲學史》中胡適先生所說：“文”道不是漂亮虛榮的外衣，而是本性的吶喊與沉思。這聲吶喊，理應震撼天地，就應發聵蒙昧之心，我們在屈瑞林大師《真摯與誠實》中聽見，我們在福柯《瘋癲與文明》的“失落天真”里聽見，《俄狄浦斯王》中的勇士啊，不愿沉湮于鼾聲、風，趁筋骨未鈍、腕血未冷，向世間問一問來此的意義，不正是我們的寫照？

父親曾笑談，年輕的夜晚，躺在床上渾身顫栗，想到什么半夜摸黑點起蠟燭，光著膀子抓起筆就寫，我從小便“雄心勃勃”想成為作家，每當獲得師長的肯定，外面的嘉獎，父親總要提醒我不能讓文骨背離了人的風儀，拿出季羨林研究吐火羅文的真摯，陳寅恪力挽史瀾的魄力，梁啟超冰鑒灼灼的溫度，感化他人，圓滿自身，所以說是“幾時借得沖霄浪，雖死望峰亦從容”。

行文至此，輕嗅文骨的芬芳，詩人的聲音也不必低吟：

爬學史乘扶叢殘，文章存軼堪顛沛。

拋棄詩興青云見，自誓夜闌熱腸心。

足跟踏破關山路，眼底空懸海月秋。

且以作品論英雄

自孔孟以來，我們的閱讀方式、欣賞模式大致便是“知人論世”。我們大多認定“文如其人”，這是有道理的，但并不全面。如是我言，逢文先勿論人品，且以作品論英雄。

我們很容易理解“言為心聲”，也即作品反映其人品。所謂“郁結乎心而發乎聲”，作品本身定然有著作者個人人品的滲透。引美學家蔣勛之言：“杜甫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所以成為千古絕句，我認為不是詩歌上的技巧，而是詩人心靈上動人的東西。同樣是一堆白骨，很多人走過去了，卻沒有看見”。試想，若是杜甫沒有憂國憂民之心，又何來發自肺腑之言？偉大的心靈，投影在文學上，依然是偉大的作品，是高尚的品性。

然而這并不是說高尚作品背后一定是脫俗之人。我們從小讀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讀猶太人斤斤計較，讀安東尼奧人品上的美與善良——但事實上呢？莎士比亞成名后的歲月一直為錢財奔波。他斂錢如命，甚至發放高利貸斂資，更因一家人無法如期還清財物而氣急敗壞、對簿公堂。這時候我們再看元好問的“文章寧復見為人”，便顯得格外諷刺而引人深思了：高雅的作品并不能看出寫就它的筆桿人品如何。如此，你又怎能像孔夫子一樣操琴無數、推演其人為文王；又怎能像孟夫子一樣“知其人、論其世”呢？

既然作品的格調趣味與作者人品未必掛鉤，那又何必糾結其人品如何？人類的文明本身就是寬容的，它看重作品本身。所謂“文以載道”，作品之“道”，為其根本。我們不妨說，如果一部作品傳遞了人品的真善美，讀之令人動容、發人深省，那它就已經達到了“作品”所應達到的目的，至于作者本人如何——你無法從作品中推知的情況是可能發生的——并不在對作品的考慮范圍之內。作者或許依靠作品而不朽，但文學史最終告訴我們，它保存的，是“不朽的作品”，不是“不朽的文人”。

所以我認為，面對作品時，要且以作品論英雄。我們固然尊敬杜工部的情懷并愿意將其內化為修養，但我們也能從《威尼斯商人》中汲取正義忠誠的不竭力量。作者終將逝去，其人品也會銷蝕不見；但一旦其作品高雅，便足以光照千古、惠澤古今。作為重，道為重，人品須臾如蒼狗，應以作品論英雄！

層次鮮明。文章從作品反映其人品起筆，接著反轉一筆：并不是說高尚作品背后一定是脫俗之人。在此基礎上，作者往前推進一步：既然作品的格調趣味與作者人品未必掛鉤，那又何必糾結其人品如何？作者始終朝著一個方向展開論證，不游離，不枝蔓，并靠論證帶動材料，環環相扣，逐步推進，層次清晰，結構嚴謹。

杯春醪寄余心

唐有劉白墮脫俗隱于市，善釀酒，飲之香美，經月不醒。游俠語曰：“不畏張弓拔刀，唯畏白墮春醪。”一杯春醪，寄著他一生的志趣，一生之作，亦攜著品性高低。

馮驥才曾道：“植物死了，將生命留在種子里；作家死了，將生命留在作品里。”“言為心聲”，作品的格調趣味與作者的人品常有著高度的一致性，或無意的性格流露，或刻意的志節寄托，作品以其穿越時空的永恒與廣遠，承載著作者的追求與修養。

百家爭鳴，各有其芳華。若你的歌聲不現出你最獨特的嗓音，蓋只能湮沒于喧囂的人世。莊子汪洋恣肆，老子凝練沉穩，墨子嚴密周全，韓非子肅穆苛刻，則《莊子》抑或《道德經》，《墨子》抑或法家大集，無不承載著其獨特見解，個性思考。臺灣云門舞集享譽全球，其舞姿脫俗超凡、攝人心魄，而其門下弟子亦無一不是高雅養性之性情中人。作者與作品如人與影，映照著彼此最真實的內心，而它只有你將最真實的生命投射，作品才能溫潤如玉，毫無雜質地現其熠熠光華。

人在成長，作品亦在成長，如影隨行中，兩者的生命都登上更高山巔。龍應臺年輕時生活在唐朝，熱情奔放，文字如“橫眉冷對千夫指”，抑或“俯首甘為孺子牛”，都是其性情之真，與作品攜手并肩，向更深闊的遠方邁進。俄國詩人安娜?阿赫瑪托娃的人生起伏，其詩作亦從少女的幼稚轉為熟女的沉穩。作者與作品如一對孿生兄弟，在時光的磨蝕下恣意成長，從一個方面，我們得以窺見另一方的性格。

而元好問曾道：“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作品格調與其品性的背離，有時并不是性情相伴，或是作者在作狂野掙扎，或是反其道愈見其力。顧城的詩天真純樸，他卻親手殺死妻子；梵高的畫絢麗奔放，他卻癲狂割下左耳。我們能說他們的品性惡劣、思想卑劣嗎？當世界以痛吻我，我在報之以歌后，內心的苦苦掙扎或蒙蔽我純潔的心，而內心會在我手遺留中卓然于世。盧梭在《懺悔錄》中極盡猥瑣之能事，而誰又能否認他卓然脫俗的品性、高雅勇敢的追求呢？作品與人當面的背離，實則乃內心更堅定的追索啊！

當今社會人們熱捧的“雅作”，卻不知“雅作”之作者粗鄙無知，而恥于那些外表粗鄙之人，渾不知其作品華美天成、淳樸自然。悲哉！悲哉！而我堅信，那些枯燈夜雨下的荒江野老，劍指連營而無畏，筆削春秋而令亂臣賊子畏懼，定會與作品一同矗立于民族之巔。

一語天然萬古新，繁華落盡見真淳，在這急景流年的時光里，哪一杯才是真正寄余心的春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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