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大高校就業季已過半，隨著“二孩”政策的全面放開，女生就業的形勢更是“難上加難”。記者走訪北京多所高校發現，女大學生求職時被問“你打算什么時候要孩子?”幾成“必問”環節之一。很多學生發現在簡歷中注明“已婚已育”的女生就業成功率更高。與此形成呼應的是高校內的“研究生媽媽”越來越多，有的院系就有十幾個女生在校期間生子，甚至生子現象向本科生蔓延。

之前，包括女畢業生在內的女性，在就業過程中就頻遭歧視。去年，安徽大學發布的《我國女性就業歧視問題調研報告》顯示，96%的應屆女畢業生和 75.5%的女性求職者認為存在女性就業歧視問題，其中有61%的應屆女畢業生和29.14%的一般女性求職者曾親歷就業歧視。之所以存在女性就業歧視，是因為企業認為女性結婚生子會增加單位的成本。

全面二孩實施后，女性就業難度顯然更大，因為部分女性要生兩個孩子，對企業來說，為此承擔的成本增加了。所以，才出現女研究生、女大學生在校期間懷孕生子的現象。一旦完成“已婚已育”這兩大“任務”，女性就能提高就業成功率。可見，在校期間懷孕生子也是一種無奈選擇。“研究生媽媽”既要懷孕、帶孩子，又要完成自己學業，壓力著實不小。

不是所有企業都因為負擔重、壓力大而歧視女性，還有相當多的企業是因為法律法規不完善、缺乏社會責任感而歧視女性。雖然現在保障女性就業權的法律規定不少，如《憲法》《勞動法》《婦女權益保護法》《就業促進法》等法律中都有相關條款保障女性就業權，但一方面這類規定沒有落實，另一方面，相關規定分散而籠統，致使效果打了折扣。全面二孩實施后，女性就業難度增加，必須切實保障女性平等就業權。筆者以為，關鍵在于三點：

一種辦法是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最好是制定反就業歧視法。要想提升企業的社會責任感，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完善法律，明確企業應承擔的具體責任，以及歧視女性的后果。讓企業不敢、不想、不能歧視女性，讓吸納女性就業成為企業法定責任。

第二種辦法是改革體制機制。即使有完善的法律法規也未必能落實，據悉，雖然多個部門都有促進公平就業的職責，但在管轄范圍上職責不夠明確，據說存在互相扯皮。這顯然不利于保障女性就業權。有學者為此建議設立就業歧視專門管理機構，類似于很多國家的公平就業委員會。若有類似機構，可避免互相推諉，提高維權效率，降低維權成本。

第三種辦法是給企業減負。之前，有人建議直接給產婦發補貼，顯然操作難度很大，而且也對公平就業沒有幫助。只有與企業利益掛鉤，才能消除女性就業歧視，這種掛鉤不是簡單給所有企業發補貼或減稅，而是精準操作，把女職工的產假與補貼或減稅直接掛鉤，即企業只有依法保障女員工休產假才有補貼。當企業不再憂慮“產假成本”，自然就不會歧視女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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