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由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主辦，福建省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福建醫科大學思政部承辦的關于醫學性質的探討專題報告《醫學：專業or商業？》于福建醫科大學上街校區一教順利舉行，翟曉梅教授應該校《自然辯證法》課程教學組邀請開展講學。

醫患關系在當代的中國社會已經處于風口浪尖，各式各樣的醫患矛盾事件也屢見不鮮。醫患之間作為一種信托關系，在醫學專業性蒙上了商業化的色彩后，逐漸缺乏信任。汶川地震之后，我們看到了醫務人員專業精神最光輝燦爛的的一面，而這一面在如今卻成為國際呼吁的醫學專業精神回歸，如何在專業或商業之間權衡，使這樣和諧的醫患關系持續下去，值得大眾去深思。

專業：社會學功能

關于專業，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生命倫理專業委員會主任、北京協和醫學院教授、中國醫學科學院人文學院院長翟曉梅分析道：專業，是指一群對公眾所期待的社會責任有公開承諾的執業團體。它體現的是what you like to do to make money。而職業，則是作為人們常規謀生手段的一項活動，指的是what you have to do to make money。醫學不僅僅是一個職業，更要將其作為一個專業來看待。

翟教授強調，專業對內，是一種自存自衛的本能。對外，則體現服務社會的責任。專業精神強調對社會的責任。從社會契約論出發，權力與義務是一種類似契約的平衡關系，而專業所以要強調對于社會的責任，是因為在行業中，專業擁有排他性的壟斷特權，利他的性質以及由此獲得的社會尊重與信任。

同時她也指出，這種專業精神，源于傳統，因為傳統上醫學一直高度強調并踐行這這樣的專業精神。包括李杲、趙敏學等中國古代人物以及希波克拉底這樣的西方醫學家在內均有體現，世界醫學會的《赫爾辛基宣言》更是在總則中提出，約束醫生行為規范的是世界醫學會日內瓦宣言中指出的病人的健康必須是我們的首要考慮，以及國際醫學倫理學法典的規范中指出：當提供醫療時醫生應該為病人的最佳利益行事。

醫學：過度商業化？

翟教授表示，在今天，世界各國醫療衛生都出現不同程度的危機，在解決醫療衛生福利制度中的問題時，都嘗試運用市場機制。但運用不當，過度的商業化，使得醫生越來越淡化對病人在道德上的同情心和對社會的責任感，出現不同程度的醫學專業精神的缺失。

她分析到，在美國過度商業化的醫學導致了雙重的麻煩：其一，商業化的環境與制度和社會個人醫療需要、與醫學專業精神不相容。其二，新一代的醫生很容易接受市場價值，用以代替專業的價值。他們太愿意相信醫療只不過是另一種經濟商品，因此造成對社會需要無動于衷。

在過度商業化的醫療保健制度中，政府試圖退出衛生保健，減輕負擔，刺激效率，主要通過市場經濟的運作，增加醫院收入。這種方式形成了醫療機構與醫務人員的收入間某種不正當的關系。當醫療機構的收入絕大部分來自患者，醫療機構會更加依賴醫務人員的配合，因為醫生的醫療決策才是患者如何付費的最終決定因素。醫療機構的直接效益與醫務人員的個人收入直接掛鉤。于是，醫療機構鼓勵醫務人員開大處方、各項檢查等。此外，各種考核企業業績的手段也給醫務人員造成無形的重壓。這種為了經濟利益的激勵策略，正是造成醫患之間利益沖突的根源和導致醫患關系緊張的原因翟教授說道。

翟教授指出，市場可能會提高效率，減少浪費，提高質量，可使更多的社會力量加入進來。但過度商業化會使利益或利潤放在首位，而否認醫學道德的支柱病人利益。構成醫學專業精神的核心逐漸被腐蝕，由此產生信任的缺失，醫療廣告不尊重消費者等情況，利益沖突加劇，使得醫患關系不斷惡化。

應對措施

在醫學具有商業化的今天，翟曉梅教授強調，應該改善醫學教育的環境，將病人的利益置于首位。在商業環境中堅持醫學的專業精神是不容易的，過度追求商業化，醫學不僅會出軌，而且會犯方向性錯誤。重建信托關系，不僅需要醫務人員的努力，也需要患者與整個社會共同努力。同時，需要政府支持與律法的權力支持，才能真正維護醫學專業的壟斷地位。必須在體制資源分配上有所改變，放松金錢霸權，堅持醫生的專業精神和角色。實現之，需要進行深刻的體制改革，包括重新確定醫療工作和醫療機構的目的和方向。醫學專業精神的真實價值是市場不能計算和產生的，它是無價的。

報告最后，針對同學提出的智能化的時代，電子醫療是否會造成過度商業化？，翟教授表示，電子醫療是非常可行的做法，可以解決醫療分配不均。但是需要注意加強管理，不能全部交由市場，政府需要采取適當的監管措施。而針對政府只是大病醫保，對醫療投入不足這一問題，她也指出，財政投入中，健康自然優先排序，但分配多少是一個問題。顯然做不到政府全包所有健康問題，開放市場，組織社會機構包括醫療保險等的加入，才能合理的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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