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著公辦幼兒園展開的爭議，與名牌學校、優質醫院等資源在分配上面臨的困境，基本是一致的。8月14日，廣州市政府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廣州市深化實施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工作方案》的4個配套文件。和之前就已經公布過的消息一致，即2016年以前，廣州市市屬機關幼兒園將全部移交教育行政部門歸口管理，并面向社會公開招生，電腦派位招生比例至2016年前不低于90%。與此同時，公辦幼兒園保教費今年9月1日起將大幅上漲，但政府對于公辦幼兒園的財政補貼將不會取消。

按照廣州市教育局局長屈哨兵的說法，“公辦幼兒園向社會招生比例增至90%，就是想向社會傳遞一個信號，有限的資金、資源應該讓每個符合條件的學齡前兒童至少有一次公平的機會。”很顯然，較之之前公辦幼兒園優先滿足各個機關單位員工需求，此次改革規定了逐年提升社會招生比例，屬于一個非常大的進步，理當得到輿論的褒獎和贊許。

當然，借鑒以往的經驗，即使在2016年之后將有90%以上的公辦幼兒園招生名額由電腦進行派位，但在派位過程中，如何確保公平公正公開，杜絕一切腐敗滋生，依然是監管者在今后需要克服的一大問題。

不過，確保派位公平僅僅是維護一種“小”公平，更大的公平則在于制度。這也提醒輿論，公辦幼兒園改革的終點并未到來。甚至，公辦幼兒園改革的實質并不應僅限于幼兒園本身，而要涉及到整個學前教育是否納入義務教育范疇的問題。

目前，學前教育場所的狀況是，能夠得到財政撥款的公辦幼兒園品質高、費用低，而無法獲得財政支持的私立幼兒園在教育質量和收費多寡上則分化嚴重，整體上看，大部分私立幼兒園都處于質低價高的狀態。從就學條件來看，公辦幼兒園基本是“單位制”的遺產，主要職能在于滿足本系統職工孩子的學前教育需求，外部人士想要獲取資格，托關系和交贊助費可謂缺一不可；私立幼兒園則是市場的產物，基本上都是只要付錢，就能入讀。

正因為如此，非公職人員的家庭，除了極少數經濟優裕家庭的孩子能夠高價入讀優質私立幼兒園外，大部分家庭的孩子只能就讀于一般私立幼兒園。這就使得一個入讀公立幼兒園的名額顯得格外珍貴。屈局長很清楚，逐漸向社會招生只是讓每一個符合條件的學齡前兒童獲得一次公平的派位機會，卻并不能真正解決目前學前教育資源分配不公的局面。而根本性的舉措在于，把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由公共財政進行負擔，即政府保證所有的孩子只要愿意，都有入讀公立幼兒園的資格，如果想要更優質的學前教育，則可以向市場索要，以更高的價格入讀私立幼兒園。

也只有這樣做，此次廣州市公立幼兒園的改革做出的不取消財政補貼的決定，才有其繼續下去的合法性。否則，如果無法確保所有想進入公立幼兒園的孩子能夠進入，那么單單補貼幾家公立幼兒園，這就等于繼續維持就讀私立幼兒園和就讀公立幼兒園孩子之間的巨大不平等。那么逐步向社會招生的改革所追求的“公平”，將會在制度不平等的映襯下，而變得無足輕重。

確保學齡前的孩子能夠獲得一個保障性的學前教育，這已經是一種必需的公共品。與在生老病死方面國家應當承擔基礎性責任一致，學前教育同樣應當被納入公共財政，成為義務教育的一部分。具體辦法，國家既可以選擇辦更多的公立幼兒園，也可以選擇向私立幼兒園撥款，要求其承擔公共職能。但無論手段如何，目的應該是一致的。基于這一點，廣州市教育局推出的公立幼兒園改革，并不應該成為終點，而是要以此為基礎，加快推動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范疇的步驟，率先實現《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與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提出的“要基本普及學前教育，建立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公辦民辦并舉的辦園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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