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大學校長任職情況及群體特征的調查，國內外學者進行過多方面的研究。為了了解我國公辦本科高校校長的特征，本調查選取了759所公辦普通本科高校。本調查將公辦普通本科高校分為“985”高校、“211”高校、老牌本科高校和新建本科高校四類，根據學校發展情況，我們認為，新建本科高校、老牌本科高校、“211”高校、“985”高校在辦學層次上是由低至高的。

由于我國高校領導干部的原始檔案不對外公開，本研究所采集的高校校長任職數據主要來自網絡資源，在經過多次搜索、整理與核實后得到樣本數據。統計時間截至2015年4月。在對759所高校校長的基本信息進行統計時，為保證樣本信息的完整性，我們把極少數個人信息未上網或不全的高校校長資料作為缺省數據處理。另外，本次調查對象只涉及高校現任正校長，不包括代理校長、臨時校長、名譽校長之類，對其性別、職稱、政治面貌、學術兼職、個人特質等方面的情況進行調查。

上表顯示，從總體上來看，在現任校長中，女性只占3.7%，且主要任職于老牌本科高校和新建本科高校。在層次較高的大學中，女性擔任校長的比例較低，其中“985”高校校長皆為男性。2007年，中國所有“211”高校(含“985”高校)中女性校長僅占1.9%，現在這一比例不到1.8%，略有降低。而在世界最好的100所大學中，女性校長占比為15%。根據2010年“她數據”(SHE Figures)對27個歐洲國家的大學校長統計，女性校長比例為15.5%。在美國有博士學位授予權的大學中，女性校長占比為13.3%，此外，2011年美國大學校長中女性占比為26%，并且在美國各類型大學中，女性校長占比大體相當。從上述情況來看，女性與男性一樣也可以作為大學的掌舵人，而目前我國公辦普通本科高校校長中女性所占比例遠低于美國。

造成我國高校女性校長比例偏低的因素有多方面：其一，作為女性，相對男性而言，除了承擔社會工作外，還擔負著繁衍后代、照顧家庭等任務，這將會占據其較多的精力和時間，因此個人在做職業決策時，會受到家庭因素的困擾;其二，在我國，受“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思想觀念的影響，女性一直被認為更適合扮演非領導型的角色，從事非領導型的工作;其三，受特定的歷史因素影響，盡管我國女性的社會地位較過去有了很大提高，但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普遍低于男性，機會也比男性少，從而直接影響和限制了高校女性校長的產生。

我國公辦普通本科高校校長的年齡平均為53.7歲，其中“985”高校校長平均年齡為55.3歲，新建本科高校的校長最為年輕，平均年齡為52.7歲。統計結果顯示，學校層次和校長年齡之間有明顯的關聯，新建本科高校校長的平均年齡明顯小于其他各層次學校，尤其在50-55歲年齡段，人數明顯高于其他各層次學校。從整體上來看，隨著學校層次的提高，年齡大的校長所占比例也隨之提高，其中“985”高校校長中年齡超過60歲的所占比例最大，為28.9%。而2011年美國大學校長的年齡平均為61歲，年齡超過60歲以上的校長占比達58.0%。這說明我國公辦普通本科高校校長與美國大學校長相比還較為年輕。

我國公辦普通本科高校校長任現職時間平均為4.6年，其中“985”高校校長任現職時長為3.9年，時間最短，這說明“985”高校校長的調整頻率高于其他層次的學校。而2011年美國大學校長任現職時長平均為7年，且美國近20年的大學校長任現職時長穩定在7年左右。與之相比，我國高校校長任職時間偏短。校長更替如果太頻繁，就會使得學校制定的政策與制度缺乏連續性，改革也不可能深入持久，從而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不利于學校的發展，因為“領導變更經常帶來風格和戰略上的急劇轉變，使教師和行政人員疲于應付這種變化”，同時也會導致校長注重短期利益，急功近利，難以按照教育規律辦學。

在教育背景上，我國公辦普通本科高校校長中擁有博士學位的占比為71.2%。統計結果顯示，大學的層次和校長的最高學位之間有顯著性關聯，隨著學校層次的升高，校長的最高學位層次也隨之升高，其中“985”高校和“211”高校校長具有博士學位的比例明顯高于老牌本科高校和新建本科高校。另外，擁有博士學位的校長平均年齡為53.1歲，最高學位為碩士的校長平均年齡為55歲，而只有學士學位的校長平均年齡為56歲，在老牌本科高校中僅有一位校長是中專畢業，其年齡為53歲。這說明，學位偏低的校長一般年齡偏大。這是因為他們大都出生于20世紀50年代，受當時教育體制和教育水平的影響，他們很早就參加工作，通過生產實踐最后成為某一領域的專家，并逐漸走上校長崗位。

由此可見，擁有出色的學歷背景對于高校主要領導成為校長具有強有力的影響，而擁有博士學位是成為我國高校尤其是“985”高校和“211”高校校長的一個重要條件，因為獲得博士學位的校長往往能在一定程度上更加有效地規劃和管理學校的發展。同時，部分年齡偏大而位較低的校長也是在長期的工作實踐中成為某一領域的專家的，這也印證了已有的研究結論，即在我國的高校管理中，校長體現了“專家治理”的角色要求。

此外，調查還顯示，從總體上來看，在754位校長中，有240位校長具工學背景，123位校長具理學背景，二者合計占比為48.1%。而具教育學背景的校長所占比例僅為9.3%，管理學背景的為4.4%，哲學、法學、歷史學、文學等人文社會學科背景的所占比重更低。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中國高校里的“專家治理”現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科學家治理”或“工程師治理”。而在美國的大學校長中，具有教育學或高等教育學背景的校長占比高達37%，具有理工科背景的僅占18.5%，與我國有明顯的差異。

從各層次高校來看，“985”高校中具理工科背景的校長占比為84.3%，“211”高校中該比例為60.5%，老牌本科高校和新建本科高校中這一比例則分別為43.2%和45.5%。我國理工科高校占高校總數的比例為27.5%，通過比較可以看出，政府選拔校長時特別青睞理工科人才，尤其在高層次學校中更加明顯。

就總體而言，我國公辦普通本科高校校長在性別、職稱、政治面貌、學術兼職、個人特質等方面有著共同特征，這一群體的“肖像”是：校長，男，50多歲，中共黨員，有博士學位，由本校副校長/副書記升(或者由他校校長平行調動)任現職，擔任校長職務已經4.6年，既是某一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或專家，又承擔教學任務和科研項目，有學術兼職和社會兼職。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對當前我國公辦本科高校校長的任職情況及特點作如下歸納。

第一，校長的產生主要有四種方式：內部升遷;平行調動;“空降”，即從政府官員中選拔校長;公開選拔。選拔以高等教育系統內為主，體系相對封閉，候選人來源較為單一，選人用人視野比較狹窄。盡管存在“官員返校”現象，但來自高等教育系統外的校長所占比例仍然偏低，也有上級組織安排富余干部之嫌。

第二，校長的“土著”特征明顯。選拔校長時存在選擇本地人、本校畢業、有本校工作經驗的傾向，主要表現為：一是任職屬地化明顯，具有很強的地域性和局限性;二是存在較多“校友任校長”的現象;三是存在較多“一直在本校工作”的現象。層次較低高校的校長向層次高的高校校長崗位流動十分困難;在部屬高校和地方高校兩大系統間，校長流動并不頻繁。

第三，各層次高校校長的職務遷調總體是向上的，即由副職升為正職，副校長/副書記這一職務是成為校長的潛在途徑和理想途徑。部屬高校的校長多在本層次高校間橫向流動。

第四，校長任期偏短。我國高校校長平均任現職的時間遠遠低于美國大學校長，而一所大學的發展進步需要有長遠的發展目標，任期偏短會使得校長很難落實自己的治校理念，無益于大學的長期建設和發展。

第五，校長有著多重社會角色，非全職化管理大學。校長大多從事著與“校長”這一基本角色無關的工作，投入主業的時間和精力不夠，存在身在其位、心不在其崗的角色錯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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