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廣州市教育局發布了《廣州市中小學校招生違規行為處理辦法(試行)(征求意見稿)》(下稱辦法)，詳細列出了15種違規招生行為及嚴懲措施。違規情節嚴重者，將撤銷學校和個人已獲得的榮譽，且5年內不得評優，校長將會被撤職。

不得不說，這一次辦法規定得很細，處理措施也很明確，但是，這就能徹底規范中小學校招生嗎？從眼下的情形看，未必。

比如，辦法規定的違規招生行為包括，義務教育階段學校采取考試方式選拔學生入學的；義務教育階段學校借助中間方(含培訓機構、參與舉辦的民辦學校等)通過組織考試、競賽或培訓等形式錄取新生的，等等。這些違規行為其實在其他地區也是被禁止的，可往往禁而不止。教育部門規定學校不得采取考試方式選拔學生，可是，由于學校辦學質量不均衡，學校面對眾多申請者必須選拔，那怎么選擇？不允許考試，指的是筆試還是面試？如果連面試也不允許，那就只有看材料了。既然是看材料，這就有很多的“花頭”，包括“條子生”，以及地下“占坑班”的學生——這也是被禁止的，可是如果學校私下進行，不是明目張膽地開班，學生只在自己提交的材料中說明自己上個什么班，教育部門有什么辦法認定其是違規的？難道學生連上培訓班，并把培訓班經歷寫進材料的權利都沒有了嗎？再發展下去，就禁止學生提交簡歷了，而如果禁到這一步，剩下的，恐怕只有權力擇校了。

其實，對于中小學招生，最該治理的就是權力擇校。措施也簡單，就是要求當地公職人員子女上中小學的情況必須公示——沒有了權力擇校，教育部門治理學校的違規招生就理直氣壯。現在想治理，學校只要拿出“條子生”，教育部門也就睜只眼閉只眼。另外，當權力擇校被遏制之后，不能動用權力選擇好學校的官員們，就會認真思考如何推進義務教育均衡了，而不是還維持現在的學校格局——反正自己的孩子會有好學校上。

這并非不負責任地亂吐槽，而是發生在不少地方的實際情況。一些地方都是在頒發禁令時做做樣子，抓一兩個典型，但隨后大家該做啥還是做啥，最后受損的還是政府部門的公信力。廣州規范中小學招生不能重蹈覆轍。

禁令落空跟問責機制本身也有關，現在教育部門問責學校，類似于老子問責兒子。雖然對于規定的執行，有關部門態度很明確，“接到市民投訴后該小組會判斷是哪個處室的職責，并與該處室的工作人員一起展開調查；如果社會對區處理的意見不滿意，還將上升到市里來督導解決”，但真正嚴格的問責，應該是由民主選舉的社區教育委員會、家長委員會參與監督、問責。

重點治理“權力擇校”，發現一個“條子生”，就對開出“條子”的官員問責，并引入社區委員會、家長委員會監督，這應該是規范中小學招生的重點。但從目前的辦法中，還看不到這些，希望有關部門在聽取意見時，能聽到這方面的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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