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擇校”的鹽城試驗

2012年秋季學期，江蘇省鹽城市建軍路小學教育集團下的建軍路學區，沒有擇校生，也就完全不收擇校費。一年級新生入學312人，其中近180人是施教區內學齡兒童，余下是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及一些需要化解擇校矛盾的學生，經區教育局協調入學。

不只建軍路小學如此，從2010年5月開始，鹽城市借著江蘇省清理規范義務教育改制學校的契機，撤銷了只招收擇校生的東方紅實驗學校等9所市區改制學校，全城小學校完全規范為公辦學校，義務教育，免費就近入學，黨政機關任何工作人員，不能向教育主管部門和學校遞條子，堅決杜絕擇校生。

從2010年起至今，按施教區就近入學，已漸漸成為鹽城市民共識。

但這背后，是歷時半年多、艱難而曲折的研討過程，“愁得我連這個副局長都不想當了”，鹽城市教育局副局長鄭英舜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

事實上，對于治理擇校問題，中國也走了一條彎路。早在1995年，國家教委原主任朱開軒在“義務教育階段高收費問題”談話時，首次以官方名義提出“擇校”一詞，并奠定了“禁止擇校高收費”的政策價值取向。有學者做過統計，從1995年到2010年的16年間，“禁止擇校”歷經了16次國家政策的勒令禁止，但事實卻正好相反，擇校熱潮愈演愈烈，成為教育政策的一個頑疾。

有觀點認為，正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政府一直把擇校問題納入治理“高收費”政策框架里，立錯了治理標靶，忽略了教育資源分配不均，以及家長對優質教育資源追求的正當性，才導致“越治越擇”的狀況。

不過，這種治理的偏差正在得到糾正。比如，2005年，安徽銅陵在擇校風盛行的大環境下，宣布成為“沒有擇校的城市”。這是第一個宣布“零擇校”的城市，其治理方法，就是將學校變為“沒有好壞之分，只有遠近之別”。

為了縮小校際差距，鹽城市組建了21個教育集團，實行統一師資配置、統一教學管理、統一獎懲考核，資源互補共享。集團內的教師雙向交流也有規定，比如，“交流符合條件教師不少于15%的比例，交流的骨干老師不少于交流老師15%的比例，交流時間不少于3年”。兩年間，鹽城共交流了校長、教師3000多人。

《鹽城市區公辦義務教育學校施教區內生源入學資格認定辦法》對小學入學年齡、居住地、戶籍、房產等都做了認定，其中房產最為詳細，包括拆遷、期房等各種情況，盡管程序更為繁瑣復雜，但學校不用再為收誰不收誰而煩惱。

“取消擇校，其實是解放了名校校長。”建軍路小學教育集團彭曉華總校長說。她所在的建軍路小學教育集團，由較好的建軍路小學領銜，統領另外五個校區(原學校)組成。彭曉華任總校長，和其他校區校長組成理事會，每周一例會，商討各項事宜。

名校集團化的發展策略，在南京市鼓樓區、杭州市和成都市均被采用，近日，北京市也宣布將組建四大教育集團，以均衡校際差別，沈陽則組建了“均衡發展實驗區”，也是由一個名校領銜，負責全區教師培訓、骨干交流，定期組織競賽、評估督導等等，在一定區域內實現資源共享。

有觀點認為，這樣的均衡可能造成“削峰填谷”現象，鹽城市教育局副局長鄭英舜并不贊同，“我們是要由高峰變成高原。”

除了集團化運作、入學指標分配，向薄弱學校投入更多資金、改建新建學校等，也是各地的通行做法。從2004年到2011年，沈陽已經投入近7億元，建設了59所九年一貫制學校及配套設施。河北邯鄲也從2006年起，每年在農村重點改造50所中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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