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院士遴選和管理體制，優化學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實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這37個字的表述不僅受到科技界的關注，也引起了媒體和公眾的廣泛討論。

院士制度改革為什么會受到如此關注？科技工作者對院士制度改革又有哪些建議和期待？

公眾關注度何以居高不下

在《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與“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的其他內容相比，院士制度改革的篇幅并不長，但受到的關注卻明顯更多。

中國海洋大學教育系講師胡樂樂是文科教學領域的研究者。按照目前我國的院士制度，他基本不可能成為院士，但他一直在關注院士制度的改革。“院士是我國科學技術和工程科技的最高學術稱號，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們所產生的影響會跨出科技領域，延伸到整個學術界。因此，院士制度的改革與整個學術界都有關系。”胡樂樂說。

胡樂樂坦言，目前學術界普遍有一種浮躁的風氣，跑項目、使用經費不合理等問題并不鮮見，他希望通過院士制度改革帶動整個學術界風氣的好轉。有胡樂樂這樣的想法的人不在少數。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大家對院士制度改革的關注已經遠遠超出這一制度本身，甚至超出科技領域，變成對整個學術界的期待——以院士制度改革為切入點，帶動整個學術界更健康、更好地發展。

制度改革事關學術風氣

“關于遴選制度，我認為只保留院士推薦一個渠道就夠了。”中國科學院院士、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周忠和說，院士是一種榮譽稱號，“如果部委、地方、單位、學會都可以推薦，就難免摻雜利益因素，帶來行政干預，也存在重復浪費的問題。我覺得是金子總會發光，優秀人才不會被埋沒。畢竟，能否當選最終還得由院士們投票產生。當然，這需要改變‘3名或3名以上院士才能推薦’的規定，或許可規定每個院士都能推薦1-2名候選人。需要多名院士推薦的要求，必然導致一些人去‘聯絡’，這樣弄得大家都很有壓力。”

周忠和認為，遴選制度還應該保證被推薦人在增選的過程中，處于絕對被動狀態，“也就是說直到被選上為止，當事人是不知道的”。

“事實上目前都是被推薦人提供材料，他自己都知道了，還怎么絕對被動？”周忠和介紹，在美國、歐洲等國家的院士選舉中，他們一般會聯系被推薦人的同行，請他提供相關材料，保密并保證材料的準確性。”周忠和自己就是這樣被選上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的，也曾遇到過歐洲某國科學院請他提供一位同行的材料。

對于院士遴選制度，中國工程院院士秦伯益指出，當前有兩個“瘟疫”，首先是公關，這種現象在選舉過程中普遍存在，導致不想公關的也“被迫”加入，否則就會吃虧。在秦伯益看來，花樣繁多的公關，折射出候選人對學術名利的急切態度；另一個“瘟疫”就是惡意投訴。這些都是需要在改革中解決的問題。

“院士是一個學術共同體，遴選制度、學科布局、年齡比例，這些都需要院士們討論決定。”周忠和說，“但退休制度就不是院士能決定的了。”

說到退休，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秦伯益。早在2002年秦伯益就在《光明日報》撰文直言“院士不是花瓶”，他清晰地看到，一方面，院士被人當作花瓶，另一方面，也有一些院士樂于當花瓶。因此他在2004年寫信堅決要求退休并獲得特批。

但秦伯益仍然是一位院士。他認為，院士是終身榮譽，是對過去工作成績的認可，諸如勞動模范、戰斗英雄等稱號都是榮譽性的。很多接受采訪的院士都表達了這個觀點，退休是指離開工作崗位，院士是學術稱號和終身榮譽，榮譽怎么退休呢？

然而，終身榮譽并不等于終身工作，他所在單位的崗位不是終身的。“如果院士年紀大了、身體不好，科研能力、創新能力弱了，的確應該退出本單位的科研崗位。”秦伯益認為。

回歸“榮譽”才是改革根本

“榮譽應該堅持，但榮譽絕不是特殊化。”有院士認為，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得到同行肯定和公眾認可，知識分子也是如此。

秦伯益說：“授予一個人‘院士’學術稱號，不僅是對他成績的認可，更是黨和政府尊重知識、尊重知識分子的一種體現。同時，大部分院士都堪稱學術道德的楷模，對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有引領示范的作用。因此，院士稱號作為最高學術稱號和一種終身榮譽，本身并沒有問題，這也是國際通行的做法。”

“但這種榮譽不該和利益掛鉤。”秦伯益坦言，在現實生活中，這個“榮譽稱號”確實出現了偏差。這也是院士常常成為輿論焦點的主要原因。我國不少省份規定，院士在組建實驗室、申請科研經費等方面享受優先權；在生活補助、醫療保健等方面甚至可以享受副省級待遇等。

“改革關鍵在去利益化。”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說，“如果院士只是學術頭銜、學術榮譽，不與學術利益掛鉤，年齡和終身制其實不是什么問題。只要學者符合當選的條件，什么時候當選都可以，因為當選之后，他仍然和其他學者一樣平等競爭進行學術研究，沒有學術特權；同時，終身榮譽也沒有問題，因為這就是榮譽而已。”

讓院士稱號回歸“榮譽”，這不僅僅是院士的事。

很多人認為院士參加國家科技政策制定、項目評審比較多，個別院士會借此占有太多科技資源。其實，院士們參加這些活動并不是問題，要在這些活動中避免出現這種情況，需要制度保障。事實上，科技界也一直在呼吁，減少對科技發展和科研立項中的行政干預，實施同行評議的評價機制。有院士指出：“要用制度防止學術腐敗，比如在評審過程中實行回避制度、保密制度等。”

而說起院士為何被抬得這樣高，院士們也是一肚子委屈：“國家對院士的‘特殊’待遇只有一條，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與財政部在2008年10月發了一個文件，從2009年1月1日起，將兩院院士津貼由每人每月200元調整為每人每月1000元，執行至今。”有些單位百萬元年薪招聘院士、有些部門和地方在評審與評估中加入“院士權重”……這些“被附加的”的利益，就不是院士們能夠控制的了，對此院士們也很無奈，“讓院士稱號回歸學術、回歸榮譽，還需要全社會以平常心看待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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