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社區民警翁廣法，6歲男童小瑞(化名)鐵定上不了學。對于一個外來服刑人員的非婚生子而言，想在父母務工地上戶口、上學是件比登天還難的事兒。

江蘇泰州，一場由共青團組織牽頭發起的預防未成年人犯罪行動正在全城范圍內推廣，而像小瑞這樣的服刑人員子女是此次行動關注的一個重點。按照統一部署，翁所在的興化市公安局牌樓中心派出所團委與小瑞結對，對其生活、學習進行各種幫扶。

一個有意思的細節是，這些孩子被和共青團留守兒童關愛行動中的留守兒童們放在一起，主辦方有意忽略了他們“服刑人員子女”的身份。

據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兒童福利保障制度研究者鄧鎖介紹，目前尚無法定專門機構負責對服刑人員子女進行幫扶。而正是這樣的背景，將一部分因父母服刑而失去依靠或生活陷入貧困的未成年人置于困境。

一方面他們生活、學習面臨很多實際困難；另一方面，他們又算不上是“孤兒”或“特殊困難人群”，無法得到來自政府層面的照顧。

對服刑人員子女的接觸大多“零散”

南京兩名女童餓死家中的事件，至今仍讓公眾唏噓。這是對服刑人員“失依”子女管理漏洞最強烈的一次撕扯——兩名女童的父親坐牢，母親吸毒，孩子曾不止一次地被鄰居、居委干部發現獨自流落，眾人卻都“無能為力”。

沒有一項法律或制度規定，像這樣有母親“照看”卻實際長期沒人管的孩子可以強制更換監護人或被社會福利機構臨時收養。

就像貴州男孩小瑞，如果完全遵循制度，這個父親“二進宮”、跟著母親在泰州打工的非婚生孩子，根本不可能得到任何特殊照顧。“我們派出所其實不管這個，也沒聽說有單位是專門負責這些孩子的。”盡管在職責范圍之外，但與小瑞接觸后，民警翁廣法覺得，應該有一個職能部門專門幫扶這些孩子。

小瑞的母親是廣東人，父親是貴州人，他卻出生在浙江，沒有出生證、沒有戶口。眼看到了上學的年齡，母親許某也沒有任何打算，在她看來，孩子鐵定沒學上，“就在家里算了”。

與派出所結對后，民警翁廣法專程跑到浙江某醫院，幫小瑞補辦了出生證，再回到泰州為他申請“特批落戶”。落戶后，為方便孩子一個人上下學，翁還專門給從未謀面的教育局局長寫信聯系，最后幫孩子找了一所離家近的學校。

全程幫辦下來，翁廣法覺得自己干了一件改變孩子一生的好事兒，但同時，他心里也犯起了嘀咕：“全中國有多少這樣的孩子，不可能每一個孩子都走一套特殊程序吧？那些沒人幫扶的服刑人員子女，會不會仇恨社會？會不會也通過犯罪來報復社會？”

這樣的擔憂，從2001年美國參議院的一項報告中能找到佐證。該報告指出：“父母服刑的孩子，長大后步其父母后塵成為罪犯的機會比其他孩子明顯高6倍。如果不對其進行有效的干預，他們之中70%的人日后會被卷入刑事司法程序。”

泰州青少年工作專家人才庫專家、江蘇農牧學院心理學教師孫啟香也注意到了這一點。他曾長期在某社區從事青少年心理咨詢志愿服務，卻從未接觸到服刑人員子女，“社區應該有幾個的，但沒牽上過線。”

孫啟香告訴記者，服刑人員子女或多或少都會有一些心理問題，尤其是那些父母一方在服刑、另一方外出打工或離異的孩子，更容易出現心理偏差，急需心理輔導，“這些孩子應該被系統地組織、整理出來，專門另行輔導。”

專家：暫無法定專門機構負責管理服刑人員子女

事實上，早在2006年，服刑人員的未成年子女就已進入到相關部門的視野中。

司法部預防犯罪研究所課題組2006年所做的一項名為《監獄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基本情況調查報告》稱，截至2005年年底，我國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總數逾60萬。其中，94.8%的孩子并沒有受到過任何形式的社會救助，生存狀況堪憂。

也是在這一年，中央綜治委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工作領導小組、中央綜治辦、民政部、司法部、共青團中央、全國婦聯共6家部委和組織，在全國范圍內啟動了“為了明天——全國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關愛行動”。

這一行動，被福州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劉新玲等學者定性為我國對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救助行動在政策層面的一道“分水嶺”。然而，即便是這道看似規格很高的“分水嶺”，也未能在實際生活中給服刑人員子女帶來多少利好。

專門為這項行動下發的通知中，對各個部門對于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的職責劃分相對清晰。通知要求，各級綜治辦要將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幫扶工作納入社會綜合治理工作的考核內容；各級民政部門要在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的撫養、監護、教育、管理等方面制定救助政策，根據不同情況，采取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納入特困戶救助、家庭寄養等多種方式開展幫扶救助工作；各級司法行政部門要積極宣傳與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幫扶工作相關法律法規，為未成年人當事人提供法律援助，協助做好監護人無法履行職責的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生活照料和幫扶工作；共青團和婦聯組織要把有困難的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列為工作重點，納入有關資助范圍，動員、組織青少年事務專職社會工作者、青年志愿者和巾幗志愿者參與幫扶工作，不斷推進建立健全關愛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工作的長效機制。

記者注意到，民政部門在其中承擔的職責相對較為重要。但在民政部門戶網站上，有關“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的信息，記者僅查詢到2010年“河南鄭州開展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救助保護試點工作”和“關于開展‘為了明天——全國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關愛行動’的通知”兩則。

而在2011年9月，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曾對包括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在內的全國“事實無人撫養兒童”發出進行全國數據統計的通知，但至今尚未有結果公布。

北京復和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的社工彭燕長期致力于為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提供救助的工作。她告訴記者，在“多頭管理”的現狀下，共青團和婦聯組織在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關愛方面做得相對多一些。

她曾公開過一份由民建山東省委婦委會、青島市婦聯、青島大學在2008年8月至2010年4月對青島市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現狀調查的資料。

調查顯示，有75%的家庭在犯人入獄后解體，配偶再婚和棄家而去的比例高達53%。且有80%的服刑人員入獄前是一個家庭中的主要勞動力，被捕入獄后有68%的家庭失去了經濟來源，通常很快陷入貧困狀態。

團組織能做些什么

在江蘇泰州，興化市戴窯鎮團委書記朱中亞正在做的事情雖小，卻意義重大。按照團泰州市委對每一名基層團干部的統一要求，他主動走進鎮司法所“要資料”，“咱們鎮上有幾個服刑人員？有沒有未成年子女？家庭地址和聯系人電話有沒有？”

司法所的電子臺賬系統上，他查到3個孩子，并一一走訪聯系。其中一名3歲女孩父親入獄，母親到江蘇昆山打工常年不歸，爺爺在當地一家磚瓦廠工作，孩子平時跟奶奶過；另一名11歲男孩父親入獄后，母親離家棄子，爺爺開小卡車幫人送貨，孩子也是奶奶帶；第3個孩子父親近期已經出獄，現在家庭健全。

對于正須幫助的兩個孩子，朱中亞想過很多辦法。一個最老套的做法是，逢年過節給孩子家里送點米、面、油，就算是“關愛”過了。但這種“走形式”的做法，如今在泰州的共青團系統中早已行不通了。

“不搞‘秀現場’的事情，做點實實在在的事情，哪怕沒現場、沒照片可拍，也值得。”與地方上大多數處級干部相比，團泰州市委書記孫靚靚認為，關愛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的“實際行動”和“長遠規劃”遠比臨時“秀現場”給領導看來得重要，“稍有一點細節做不好，就有大麻煩。”

回到戴窯鎮，朱中亞把“性格叛逆”、“敵視他人”的11歲男孩小喬(化名)交給了由18名大學生村官辦的“青年之家”留守兒童服務中心。這個中心，每個周末、寒暑假、節假日免費向30多名留守兒童、重點青少年群體開放。

每周六、日，小喬都會如約到“青年之家”來打球、下棋、看電影、做功課。另有一名大學生村官負責長期與小喬進行一對一聯系。“如果他有什么需要，大學生村官解決不了，就會找我，我要是也解決不了，就再找上級團組織。”朱中亞說，只要建立起了長期、穩定的聯系，這個孩子“能教好”。

至于那個3歲女童，朱中亞把自己的電話留給了她的奶奶，“有需要隨時找我。”他還不定期到孩子家里了解情況，“家里對她比較照顧、比較寶貝，應該問題不大。”

記者了解到，在江蘇蘇州、上海浦東、廣東廣州等地，共青團組織正在扶持一些青年事務專職社工重點對有困難的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進行幫扶、教育，團組織正嘗試通過扶持、培育專業社會組織，引導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建立一套關愛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的長效機制。

更多精彩資訊請關注查字典資訊網，我們將持續為您更新最新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