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復旦投毒案”在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就讀復旦大學的碩士研究生林森浩涉嫌以投毒方式故意殺人被提起公訴。就在一個星期前,殺害女友的留美博士次永飛第二次走上了美國伊利諾伊州香檳郡法庭,面臨一級謀殺等三項指控。
父母和鄰居眼中成績優秀的林森浩是一個“乖乖仔”,考上復旦的研究生更是被村里人稱為“大秀才”;當他成為犯罪嫌疑人后,家人無論如何都不相信,平時老實規矩的他會做出這種自毀前程的事情。
重點中學重點班、本科211大學、全美TOP50大學數學博士……悲劇發生前,次永飛的簡歷如同一個標準的“好學生”模板。“這么優秀的學生怎么可能殺人?!”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中國學生會的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被害人黃夢塵的父母在面對來自女兒同學的安慰時,曾悲憤地發出質問。
關注這兩起悲劇的人們也在不斷地發問,何謂優秀?什么是成功?我們是否在孩子的人格培養上失去了什么?
被“量化”的青春
“學習好。”
無論是媒體對林森浩的介紹,還是記者對畢業于石家莊第二中學的次永飛的任課老師和同班同學的采訪,這三個字是表述最多的評價。
次永飛高一時的任課老師告訴記者,在高二文理分班的時候,次永飛因為成績優秀,被分到重點班學習,老師不無惋惜地評價:“很優秀的學生,成績很好,非常聰明。”
“他的畢業論文是我指導的本科生論文中最好的。”悲劇發生后,次永飛的本科畢業論文指導教師、北京交通大學教授管克英在博客中這樣回憶。
跟老師一樣,同學描述次永飛的詞匯也是“成績不錯”、“學習挺好”、“挺聰明”。
“學習好沒有錯,但對一個人的印象和衡量好與壞的標準只剩下成績時,難道我們不應該反思嗎?”河北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心理學教授劉毅瑋說。
“現在評價學生是否優秀、老師是否成功的標準只有一個,就是成績。”劉毅瑋用“針插不進、水潑不進”來形容應試教育的堅固。“它反映了教育,尤其是中學教育的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應試已成為學校教育的全部目的和內容,不僅教育者以此作為評價標準,而且也成為學生、家長的自覺要求,應試教育的巨網籠罩著中國中學校園,一切不能為應試教育服務的教育根本無立足之地。”
“你教的內容與高考無關。再這樣下去,我們就跟學校反映換老師。”張蘭(化名)是石家莊某中學一位英語老師。她永遠記得十年前一個夏天的午后,幾名學生家長在辦公室堵住她,要求她“好好上課,別整沒用的”。這對于當時剛剛走上教師崗位的張蘭來說,無異于兜頭一盆冷水。
“我知道會有人看不慣我的教學方式,但沒想到反對來得這么快這么直接這么猛烈。”張蘭說,上她的課,學生可以不用帶課本。每節課的前15分鐘由學生自主支配,大家可以在這段時間演一幕小型英文話劇,有的學生會組隊給動畫片英文配音,也有的會排練一出英文小合唱。過后,張蘭喜歡在課堂上給學生們介紹自己鐘愛的英文歌曲、電影甚至詩歌,課后作業就是翻譯那些歌詞和詩歌,或者寫一篇英文影評。
家長們來找張蘭的起因很簡單:在當年的全國英語奧賽中,張蘭班上幾個平時成績一直不錯的孩子沒能通過初賽,丟掉了榮譽不說,也失去了可能的高考加分資格。“我很反感奧賽那些內容,除了語法還是語法。我希望學生可以通過學習英語感知另一種語言的美,領略異國的風土人情,而不是變成一部人肉工具書。現在看來,當時的想法‘很傻很天真’。”十年后的今天,張蘭如此“自嘲”。
如今,無論是學校、老師,還是家長、學生的生活,都不能不充滿這樣一個個緊張兮兮的數字:班級排名、年級排名、升學率、一本率、最高分……已經走進大學校門的石家莊女孩張雨(化名)還能記起她2007年在高考前復讀的日子,發呆、吃零食、撕紙都會被記錄。一天晚間,她尿急去上廁所,就被工作人員記錄下來,第二天通報批評就上了黑板報,班級考核也因此被扣掉一分。
“這是我們被‘量化’的青春。”張雨說。
“追求卓越”的背后
據媒體報道,今年高考錄取結果公布后,某知名中學校門街道邊,考入北大清華的上百名學生頭像一字排開。街道不夠長,考入港大和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學生甚至沒能露臉。
“永爭第一的霸氣,永不服輸的志氣。”這是一些學校對“追求卓越”的理解。“這里永遠都能找到比你更勤奮的人。”
無獨有偶,國內那些被媒體探訪過的超級中學,無不以高強度的學習安排來體現自身的“超凡”。這里的學生生活在一種令人望而生畏的節奏中——學生從每天早上5點半起床開始,一直到晚間9點50分,排得滿滿的。就算是晚間放學之后,學生也必須十分鐘內跑回宿舍并上床休息。如果學生違反,將面臨懲罰。
“這種中學的學生經歷了這樣的苦和累,可以說也是他們的一筆財富,今后的人生,一旦面對難關,他可以想原來那樣的苦和累我都經歷了,現在這些也沒有什么大不了。”石家莊一中的心理學教師裴柳認為,事物都有兩面性,至少在高考面前,超級中學當得起“卓越”二字。
但“卓越”的背后卻是另一番隱憂。省二院心理科的一位醫生透露,近年來,他們接診了不少超級中學的學生。“許多孩子在強壓力的環境下,產生了嚴重的心理問題,而學校幾乎不會對其進行疏導。”
石家莊市某重點高中畢業的李凡告訴記者:“高中生活就像一場噩夢。當時每次考試,老師都會在成績表上標注三條線,本一、本二、本三,這就是我們要面對的現實。”她說,即便一些負責任的老師會經常找學生談話,但話題也是局限在學習的話題中,青春期的困惑和迷茫往往被忽略掉了,而感情也以“耽誤學習”為由被禁止,很少得到合理的疏導。
劉毅瑋認為,在探尋犯罪心理時,人的性格是至關重要的。而影響性格形成的因素很多,諸如遺傳因素、家庭因素、學校教育、社會環境、自身成熟等,其中,教育和環境的影響最為重要。“次永飛的悲劇不是個案。我們的‘唯高分論’,以成為‘成功者’為目標的教育,必然導致功利主義、虛無主義的泛濫,形成年輕一代精神與道德的危機。”
ASSE(國際中學生交流計劃)河北辦公室的王萍老師亦同意上述觀點。在她的觀察中,很多出現問題的都是高學歷的成年學子,他們的世界觀、價值觀已經定型,出了國面對種種的不適應,會有深受打擊之感,而離鄉背井中又缺少傾訴的對象,于是往往走向極端,“成績從來都不是一切,好的品行和人格更加重要,我們的教育應該更注重這方面的塑造。”王萍說。
“成功學”的誤導
一套原著叢書名為《學會相處》的童書,引進到國內的中文譯名變成《長大我最棒》。這是自由撰稿人卡乎的親眼所見。令人感到諷刺的是,原著叢書分為15冊,包括禮貌和友善、傾聽和學習、學會分享、注意安全、誠實和坦率、接納和認同他人、理解和關愛他人、懂得和遵守規則、嘗試和堅持、幫助和給予等等。這些內容不僅跟競爭“誰最棒”一點關系沒有,甚至恰恰相反,強調的是分享、認同和包容的多元價值觀。
“這是又一起國外優秀圖書中國化改造的例子,改造方向就是功利化和市儈化,甚至與原書主旨背道而馳。這是當下童書翻譯出版的普遍現象。”卡乎感嘆道。
育兒變成“成功學”,這或許可以看作是社會的“三觀”在教育領域的投影。上世紀末,以“卡耐基經典系列”熱賣為開端,中國人開始進入讀“成功學”的時代。現在,十多年過去,市場已經證明人們熱愛成功學——從首都機場T3航站樓書店到鄉鎮地攤兒,穿皮鞋和穿膠鞋的都會把手伸向《我的成功可以復制》。
助你“實現人生價值”、“開發個人潛能”、“三個月賺到一百萬”、“有車有房”、“三十五歲以前退休”……成功學泛濫于職場、網絡甚至是校園。下海是成功的,考公務員是成功的,出國是成功的,讀大學是成功的,海歸是成功的,買樓是成功的,炒基金是成功的……在時代的狂熱面前,唯一的出口就是成功。
“喪失了多元化的價值觀,成功只能用一種評判標準來衡量的時候,也許有人成功了,整個社會卻只能充斥著壓抑和失敗,遑論我們的教育。”劉毅瑋認為,教育對學生的引導是有限的,社會大環境不發生變化,教育就無能為力。“社會的評價機制不改變,我們就不能期望孩子們成為人格健全的一代人。譬如讓他們學會無私和奉獻,我們可以帶他們去賑災,到現場感受生命的尊嚴,帶他們去關愛殘疾人,但我們的基礎教育卻沒有給出這樣的時間。”
早在2000年,北大教授錢理群在《一個理想主義者對中國語文教育改革的期待和憂慮》中就指出,“沒有相應的社會的改變,教育很難進行根本性的變革……對現有格局下的教育改革,必須有清醒的估計。”
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去年開播的央視青年公開課《開講啦》已經意識到社會對于“簡單粗暴”成功學的病態狂熱,并力圖避免將節目做成“十期節目改變你的人生”。“演講者都是成功的人,談話也離不開‘成功’二字,但不是說這人特別成功他要教育大家,你們要聽他的,而是平等,是探討。”《開講啦》制片人吳曉斌此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節目鼓勵觀眾問問題,越尖銳越好,在觀眾與主講人的互動中,啟發人們思考“什么是成功”。
主持人撒貝寧更看重困惑和問題的分享。“原來郎朗這么厲害這么成功的人,也有過這么迷茫的時候,有過自己不知道未來該怎么樣的時候。觀眾,尤其是年輕觀眾,如果能夠從中感覺到一種力量,或者能夠感覺他的迷茫是正常的,別再為這個焦慮甚至自暴自棄,我覺得就夠了。”
“教育有兩個基本使命。第一是教導學生學會好好生活,活出豐盛幸福的人生;第二是教導學生學會好好活在一起,共同建設公正社會。如果一定要給成功下一個定義,我認為以上兩點應該作為衡量標準。”劉毅瑋認為,對教育的反思就是對社會價值觀的重塑,而后者也是前者改革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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