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鐵腕”治理初中小學過重課業負擔，已有兩年。然而，這一項為孩子發展長遠計的教育改革，不僅地方不愛、學校喊“難”，還遭一些家長質問，“為什么不讓孩子補課？”

浙江推行史上最嚴格的初中小學教育“減負令”，始自2010年8月。和從前發發文件、喊喊口號相比，這次改革除了明確義務教育階段學校不得利用寒暑假、雙休日、課余時間補課外，對開設課程時間、作業量、考試量、休息和鍛煉時間都做出了非常細致的規定。

以小學為例，浙江規定一、二年級不得留書面家庭作業，其他年級學生書面家庭作業量每天控制在1時以內；同時，小學生在校上課時間不得超過6時。到了初中，學生平均水平書面家庭作業量每天不得超過2時，在校上課時間則不得超過7時。

那么，兩年過后，效果如何？

記者在杭州隨機采訪發現，小學三年級的女生，作業寫到晚上9完不成，第二天早上三點起床繼續寫；小學四年級的男孩，期末僅模擬考試就要四次；有小學用眼保健操的10來上課，家長抗議了也無效；還有初一新生在開學之前就參加了摸底考，學校據此決定其進快班還是慢班……

教育部門也意識到“減負”“難以持續”的窘境。

“中小學生過重的課業負擔沒有根本改觀，原來的問題還是普遍存在。”浙江省教育廳副廳長韓平坦言。杭州、寧波、溫州等地市的教育局負責人也都感覺，課業負擔是“減而復增”、“邊減邊增”。小學低年級“減負”或有較明顯的改觀之外，一進入小學高年級尤其是面臨中考壓力的初中，學校分快慢班、成績排序，“主科”超課時，音體美、社會實踐等課時不足，家長延請家教等現象屢見不鮮。

“減負”為何如此窘迫？

韓平認為，在應試教育還沒有改變的大環境下，“減負”顯得頗為脆弱，不少學校和地方官員的觀念依舊被功利思想所主導，而非尊重教育規律和孩子的成長規律。

面對省廳的高密度檢查，地方有應對之策。韓平說，不少學校使出了“兩張課表”的手段，公開的一張，可以公示、上網、應付檢查，私下的一張則是真正實行的，“更可惡的是，這些學校還讓學生和老師‘配合’，不講真話。”

韓平發現，不少校長有著“我減負，人家不減負，我就吃虧”的心態，避重就輕、表面應付，而市縣教育部門則睜只眼、閉只眼，放任自流，對轄區內的學校“加壓”行為不批評、不問責。

浙江省教育學會副會長魯林岳分析說，教育產出的結果，譬如一年有多少孩子考上北大、清華的數據，最顯性，也最為地方官員所在意。而片面追求結果的過程中對學生身心健康可能造成的傷害是隱性的、難以量化的。如此，需要“對上負責”的教育部門和校長，很容易偏向前者。

此外，在減負過程中，“校內減負，校外增壓”的現象同樣令人深思。學校探索“輕負高質”，精簡課時、不補課，可許多家長覺得“吃不飽”，他們四處打聽“靠譜”的培訓班或家教，讓孩子補課。

“要達到‘輕負高質’，并非教育界單方面探索即可，更盼得到家長們的理解與支持。”杭州市教育局初等教育處處長蔣鋒說，這兩年重點查違規補課，有天晚上十時多，有家長打進市長熱線"12345"投訴，我以為哪里在違規補課了，結果家長要投訴的是‘為什么不讓孩子補課’。”

浙江大學教授馮鋼認為，家長的焦慮源自社會結構的逐漸固化，如果向上流動的渠道只有考大學，家長肯定都圍著高考打轉，壓力也自然會逐級傳導到初中、小學甚至幼兒園。

“減負”，盡管“屢敗”，還是要“屢戰”。

總結此前的經驗和教訓，浙江教育部門認為，考試制度和評價制度的改革是減負的“治本”之舉。

作為義務教育階段的終結性考試，中考成績是高中階段學校招生的重要依據之一。在實際教學中，中考內容成為不少教師開展教學的“風向標”。尤其在一些自行命題的地市，中考命題過難、過雜，直接導致初中教學任務“加壓”。

對此，2012年秋季學期起，浙江省教育廳要求各地市優質高中的保送生比例不得少于50%據了解，目前臺州市下轄的溫嶺市已將100%級重點高中招生指標全部分配到初中學校。省會城市杭州也承諾，重高保送比例將在2015超過50%同時，為控制中考難度，2012年起，浙江省各地市的初中畢業生學業考試試卷質量評估也將向社會公布。

而在浙江的一些學校和地區，已經對此進行了探索。在杭州的求是小學，學校把“98%上的學生喜歡上學”當做教育質量的一項核心標準。2010杭州市上城區教育局與北京師范大學合作，對區域內學生進行社會適應性測試，涉及學生的生活滿意度、孤獨感、抑郁、幸福感和焦慮，以及學習興趣等。“過重課業負擔對孩子造成的傷害能否顯性化？我們希望為家長和學校提供一個參考坐標。”該區督導與教育評價中心副主任馬海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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