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莫扎特生在撒哈拉以南會怎樣

世界教育創新峰會首席執行官：教育創新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發生

以分數為導向，學校沒有足夠的動力創新

在斯塔夫羅斯來北京之前，中國一所著名中學的校長在接受溫州媒體采訪時說，考名牌大學要憑高分，考高分就得聽老師的，高中階段可能暫時不用考慮學生的創新能力，只要他們聽老師的話就行了。這一觀點受到了一些教育界人士的批評和嘲諷。而作為世界教育創新峰會（WISE）的首席執行官，斯塔夫羅斯先生卻認為那位校長的想法是理智的，因為在一個以分數為導向的體系中，通過高考分數展現出來的學術成績是受到鼓勵的。

“當一個系統的設置，非常偏頗地只獎賞某一類型的人或者行為時，你會發現在這個社會當中，有很多人都變成了那樣的人。”近日，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專訪時，斯塔夫羅斯說，雖然我們確實覺得那樣做不合適，但也沒有辦法批評那些校長。

此次，斯塔夫羅斯是應21世紀教育研究院邀請，前來北京參加首屆LIFE教育創新峰會的，這是他第7次來到中國大陸。他因此觀察到一個有趣的現象：中國對于教育問題討論的重點，在過去幾年里，非常快地從發展中國家經常有的那些關注點，如教育公平，開始轉變到更像是發達國家關心的，包括創造力、創新能力和創業這些內容上。用中國教育界流行的話說，是從關注“有學上”到關注“上好學”。

在斯塔夫羅斯眼中，高質量的教育包括四個元素：知識、技能、性格、文化。“只有當這四方面全部包含的時候，才能說一個人受到了全面高質量的教育。”他說，這與儒家的傳統是一致的。斯塔夫羅斯在新加坡生活了12年，擔任過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院長。

“如果以分數為導向的系統持續存在的話，學校是沒有足夠的動機進行創新的。中國教育面臨的挑戰在于，現在只有一種通往成功的道路，它很難給創新創造空間。”斯塔夫羅斯建議，應該設立一個系統，提供各種不同的通向成功的路徑，就會有更多的創新發生。

比如芬蘭、德國、新加坡等國，都有非常成熟的、優質的職業教育體系，學生們可以根據不同的偏好和能力，選擇不同的道路。

“創造了多種不同的渠道以后，就有了競爭，有競爭就有創新。這個競爭不是在同一個渠道內，而是在不同渠道之間。”斯塔夫羅斯強調。

真正的創新者必須具備兩種特質

現年44歲的斯塔夫羅斯2012年12月成為世界教育創新峰會首席執行官。他從WISE的獲獎者身上看到，一個真正的教育創新者至少具備兩個特質：

一是有熱情、激情，以及解決別人認為不可能解決問題的決心。他舉了一個案例：2014年WISE教育獎的獲得者安·科頓女士，開創并發展了蜚聲國際的女童教育模式。此人在讀教育學研究生時，有一次去非洲做田野調查，發現那里的女孩都沒有上學。盡管那時她還不知道怎么創業，但已下決心要解決這個問題。她回到英國劍橋后就開始籌款——烤了很多甜點，挨家挨戶地賣，最后籌到幾百英鎊。后來，她在1993年創辦的“女性教育活動組織”支持了300萬名非洲女童接受小學教育，她接下來的目標是支持100萬名女童接受初中教育。

二是能夠把局限變成優勢。2013年WISE教育獎的得主維姬·科爾伯特女士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作為哥倫比亞教育部的官員，她在1975年發起了“新學校”項目，用新的模式去解決農村教育資源匱乏的問題，并在社區、家庭、研究機構和決策者之間建立了重要聯系。它除了通過培訓幫助教師轉變角色，還動員年長的學生來教年幼的學生，“因為教別人是學習的最好方式”。科爾伯特把自己政府官員身份看成是一個機會，她知道通過政府的力量能夠把這種模式推廣得更快。這一教育模式在20世紀80年代被列為國家政策，并推廣至南美多個國家和地區，全球500萬名兒童因此受益。

如何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提供更好的教育

斯塔夫羅斯更關心的，是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怎樣給所有的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幾年前，他在哈薩克斯坦做了一次演講，分享怎樣創建一流的大學，他以建立新加坡國立大學公共政策學院為例，就是請來了哈佛與牛津大學的教授。但他的演講被一個人打斷了，那人說，他在一個非常小的學校，別說請哈佛、耶魯的教授，甚至連他們的面都見不上，沒有這些資源怎么辦？“一個很大的挑戰是，怎樣能夠在符合我的情況和背景的條件下，建立一個適合我的、好的教育模式。”斯塔夫羅斯說。

WISE始建于2009年，是目前世界上唯一關注教育創新的跨領域國際會議，設有WISE教育獎和WISE項目獎等獎項。其中不少獲獎項目致力于解決教育不公，如2014年的“音樂小屋”項目為澳大利亞的貧困學生提供校內的、長期的、量身訂制的藝術課程。“埃及流浪兒童教育計劃”正努力讓開羅100多萬名流浪兒童從街頭回到學校。

據他了解，全世界大約有7億名要上小學的孩子，其中有大約6000萬人因為沖突或極度貧困沒有辦法上學，有1億名的學生可能在完成小學教育之前就輟學了，還有大約2.5億名學生會完成小學學業，“但沒有辦法寫字或者讀完整的句子”。

斯塔夫羅斯說:“想象一下，如果愛因斯坦和莫扎特，沒有出生在德國、奧地利，而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出生的話，會是什么狀況？當我們沒有給這些地區的孩子提供受教育的機會時，人類損失了多少莫扎特、愛因斯坦、牛頓和愛迪生？”他認為，人類最重要的自然資源是人本身，政府應該最大程度地投資這種資源，讓其所有的潛能得到發揮。

在斯塔夫羅斯看來，在任何情況下創新都會發生。但在以下這些環境當中，會更容易出現創新，比如“那些有非常大的需求的地方，因為需求是創新之母”，如印度、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菲律賓等，貧困嚴重，教育體系沒法應對，就有很多社會創新者涌現出來，想出各種解決辦法。另一種更容易產生創新的環境，是在有著很好的創新創業傳統的國家，如美國、英國、以色列和芬蘭，它們還很重視慈善，“教育事業其實是創業與慈善的交叉點”。

中國有兩個項目曾入圍WISE項目獎，2014年朱永新教授發起的新教育實驗更是從全世界被提名的500多個項目中入圍前15名。“我知道中國教育創新的項目很多，希望能夠有更多來自中國的申請者。”斯塔夫羅斯說，他對中國的教育創新抱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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